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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與憲法關系概說——從中國近現代國家構建之得失談起
發布時間: 2020/1/16日    【字體:
作者:高全喜
關鍵詞:  宗教 憲法 近現代國家  
 
 
摘要-宗教與憲法的關系,是在一個歷史的過程中展開的,其基本的結構性關系,是在現代國家的憲法構建中得以塑造出來的,各個現代國家都有自己的經驗和教訓,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憲法之精神結構,都有自己的高級法背景。
 
一、
 
關于宗教與憲法及其與現代國家構建的關系,我曾經在一篇論文(《宗教、心靈與憲法》)中有過討論,當時所涉及的主題主要是憲法學的一般原理,以及基于西方自教會改革以降的諸現代建國經歷,并沒有過多涉及中國問題。①其實,中國在自己的古今之變中,也會面臨一個現代性的宗教與政制的轉型問題,只是表現的形態有所不同而已。
 
依據我的政治憲法學,我對于現代世界的古今之變之憲制維度,有一個動力學的認知,即無論西方還是中國(包括日本),其現代政制的轉型,尤其是現代國家的構建,都必須面對或經歷一個三重的動力學的震蕩或發軔促進。一個是財富、產權與憲法,它解決的是現代物質財富創造的秩序安排問題;一個是心靈、宗教與憲法,它解決的是現代心靈世界的寄托安頓問題,前一個是社會秩序,后一個是心靈秩序,第三個便是戰爭、革命與憲法,它解決的是政治秩序的構建問題。也就是說,現代世界所形成的一個基于民族國家的世界秩序,其實是現代人的物質財富和現代人的心靈寄托所賴以維系的憲制秩序的構建問題,而就現實的演變來看,其和平與正義秩序的達成,經歷著戰爭與革命的腥風血雨,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憑著自由的信念就一路凱旋的。但即便如此,我們也要看到,自由的秩序確實是在這樣一個三重動力發生學的演變中逐漸構建起來,并日益擴展開來,表現為個人的生命權、財產權與言論權以及從事創造、追求幸福生活的權利,這是一個哈耶克所說的擴展秩序,是一個自由的世界,當然,這里的自由是法律下的自由,是憲制意義上的自由,不是無政府主義。①
 
關于現代性起源的涉及財富、信仰與戰爭的三重主題,并由此推動現代政治的變革或革命以及構建不同的憲政體制,這個故事在西方歷史中有一整套敘事,有英國版、法國版、美國版、德國版,在其他地方,也有俄國版、日本版,甚至土耳其版以及其他后發國家版本的,當然,從大的宏觀框架來說,中國也不例外。考諸中國近現代史,我們也可以發現圍繞著現代社會的興起,也有著一個涉及由戰爭與革命貫穿的財富工商社會以及立國安邦的問題,只不過中國的心靈信仰世界與基督教國家有所不同,似乎沒有經歷慘烈的宗教變革以及新老教派間的戰爭,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人的信仰世界沒有變化,沒有經歷古今之變和新舊之爭。究竟中國人的信仰世界以及心靈安頓是如何應對新世界秩序的到來以及通過什么方式與現代中國的政制構建相接榫的,以及信仰與憲制的關系是怎樣的,或者進一步說,中國傳統且正統的儒家經史之學(儒教),乃至民間宗教和鬼神信仰等,究竟是如何被納入現代中國的政治秩序的,并且與國家意識形態相互對峙、協調并鑲嵌在一起的等這些關涉現代中國的政治正當性與主體性的深層問題,不僅需要從政治思想史和宗教學的角度予以考察分析,也需要從政治學和憲法學角度予以考辨和梳理。
 
我一直認為,宗教信仰問題是憲法學的一種重要問題,不過我所理解的宗教與憲法問題,不是一個憲制國家確立后所要保障的宗教信仰權利等日常法治憲政下的政教分離以及權利保障問題,這些問題當然也是憲法學的內容之一,但不是我的政治憲法學所主要關注的問題。我所謂宗教與憲法的關系問題,集中于現代國家的構建過程中的信仰以及宗教力量如何發揮自己的作用,并在國家構建過程中扮演什么角色,以及如何塑造一個憲制國家的結構的精神底色問題,或者說,是一個神權與主權以及治權的憲法構成問題。在基督教國家,存在著一個現代國家的高級法背景甚或新教國家問題,在諸如日本、俄國和土耳其等國家,也有一個如何處理傳統神權(神道教、東正教和伊斯蘭教)向現代主權轉型過程中的變革問題,鑒于各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傳統以及信仰形態不同,其所構建的現代國家的國體與政體,也就呈現出迥然相異的國家特性。而這些又都聚焦在憲法構造上,也就是說,如何整合一種信仰世界的心靈秩序,使其納入現代政制的調適和治理之下,需要通過國家憲法的有關規定——宗教條款——予以吸納和規范,否則,再穩固的政治秩序也難以持久維系,因為現代政治社會的主體是人或現代公民組成的,公民不但有社會政治生活,物質商貿生活,還有精神和心靈生活。①
 
因此,如何處理信仰問題,如何構建一種不同于古典宗教神權秩序的法權秩序,就成為憲法的一個重要的部分。我們看到,基督教的新教國家、日本的神道教和土耳其的伊斯蘭教世俗化運動等,都把這個現代國家的形而上問題,視為現代憲法的一個或隱匿或顯白的重要問題,構建其自己的憲法之根基。這個根基問題又與逐漸凸顯的人民專權論,處于富有張力的復雜關系中,但其趨勢是既相互對峙,但又相互接納,甚至發展出一種諸如公民宗教的變體,但無論怎么說,從憲法結構的深層背景來看,高級法(基督教、伊斯蘭和天皇神道教以及自然法等),公民宗教,人民主權等,它們構成了一個現代國家的安身立命的根基,而憲法的中心內容之一則是開放了宗教信仰的自由空間,在現代憲制的體制下,公民乃至團具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權利,并且受到司法制度的保障,等等,這些是現代法治國家的應有之義。
 
最后,現代憲法所確立的政教分離原則,最大限度地約束了公權力或政府與國家介入信仰領域,諸如不得設立國教、個人信仰自由等,從而使得公權力在宗教領域止步,不得恣意妄為,以國家權力定奪宗教糾紛事宜。當然,需要指出的是,憲法確立的是政教分離,即國家體制與教會體制的分離,不是政治生活與信仰生活的絕對分割,而是有限度的分離,因此,一個國家的根基依然還需要保持其高級法的底色,宗教和信仰問題不可能徹底從政治秩序中隱退,而是隱匿起來,在關鍵時刻重新被呼喚出來,以便重鑄憲法的精神基礎。①因此,如何處理憲法與宗教的關系,就具有隱與顯的雙重結構,這考驗著一個國家以及國族的政治成熟。
 
二、
 
宗教與憲法的關系,是在一個歷史的過程中展開的,其基本的結構性關系,是在現代國家的憲法構建中得以塑造出來的,各個現代國家都有自己的經驗與教訓,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憲法之精神結構,都有自己的高級法背景。英美國家如此,法德俄國家如此,日本土耳其也是如此。考諸中國近現代史,我們看到,在中國之為現代國家的歷史構建中,宗教與憲法的關系,并沒有得到很好的處理,尤其是在憲法制度方面,并沒有形成一個傳承有序的精神結構,因而致使處于千年轉型的現代中國之政治秩序,缺乏一種強有力的精神支撐,進而難以富有成效地度過這個“歷史三峽”,構建不起來一個穩固的憲政體制。固然,現代中國的國家構建之成因是多方面的,其成敗利鈍也是可圈可點的,但失敗的一個主要原因是沒有處理好心靈秩序與政治秩序的配套性轉型,也是存在的,即這次古今之變的動力機制中,或缺了一種精神性的變革,沒有激發出信仰力量的助益功能,反而導致了本來就贏弱的精神創造性,遭遇摧殘的敗落,無以煥發出新的構建性新機。這是非常可惜的,其結果是眼看著這個國族的精神被一步步地滑向一種人格神的悖逆軌道,最終導致黨國意識形態的崛起,從而顛覆了現代憲制的宗教與憲法的正常構建關系,新的神圣性——人格神或黨魂——成為政治秩序的精神基礎,由此也就出現了革命激進主義的烏托邦,而現實生活中的憲政一政教關系也就蕩然無存。
 
下面,我沿著這個現代中國之國家構建的邏輯,選擇三個重要的節點,來闡釋上述我的基本看法,這三個節點分別是:晚清立憲、民初制憲與國民革命,從上述三個前后相繼的中國近現代國家構建之得失,來審視宗教與憲法關系之于中國公共生活的歷史成因、問題意識和重要意義。
 
1.晚清立憲
 
晚清立憲是從傳統帝制轉型為現代政制的一個關鍵的革故鼎新的時期,遺憾的是由于諸多原因,這次古今之變并不十分成功,當然也并非完全失敗。①本文不準備贅述,僅從宗教與憲法的視角來審視一下,這次變革之所以沒有像日本的明治維新那樣成功,其中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宗教性的國族精神或缺,沒有超驗性的動力打破政治博弈中各派勢力的僵局,從而實現國家轉型與立憲政體的構建。
 
一般說來,晚清立憲的失敗有兩個原因,一是皇族搞假立憲真專制,挫傷了立憲派的積極性;二是滿漢民族沖突不能化解,導致革命黨要“驅逐韃虜,恢復中華”,轉移了立憲變革的大方向。確實上述兩個原因是最為重要的,但除此之外,我認為還有一個更為深層的原因,那就是中國傳統帝制的精神基礎,缺乏一種超驗性的宗教力量,儒家視為天道人心,固然有超驗性的一面,但世俗性是很強大的,尤其是加上法家的法術勢的統治術,儒法合流成為中國皇權專制主義的天然依托,而道墨兩家的自然法的一面并沒有凸顯強大,反而在圇側的世俗政權的高壓下變成逍遙的無政府主義和莊子式的游戲人生,有些為儒法所吸納(例如荀子一韓非以及黃老之學),也就是說,中國古往今來,一直是一種世俗主義的生存哲學,沒有超驗性的宗教之維,并且形成一種制約皇權的制度性力量。所以,在古今之變的革故鼎新過程中,宗教性的動力機制缺失,形成不了統合君權民權、滿漢畛域兩個領域的中介性制度,故而只能看到上述兩個方面的對立的兩極在斗爭中相互摧毀,最終同歸于盡。
 
我們總結這段歷史的時候,大多提到古今、朝野和滿漢之間在變化中,缺乏妥協性的合作機制,它們之間的斗爭是零和博弈,你死我活,但為什么沒有妥協的可能性呢?其中的一個制衡機制就是宗教力量的介入,而中國卻沒有考諸其他步入現代化的國家,英國、美國、法國、日本、土耳其等,其近現代的立國制憲過程中,都有宗教性的力量介入(表現為新教改革或教法改革),并且為妥協機制提供了可能性,考察這些國家的立國之憲法(成文和未成文),都有涉及宗教的條款,其中扮演著調整教會與政府、個人與教會以及個人與國家的多重關系的功能。例如,英國的國王繼承法、寬容法,美國憲法第一憲法修正案,日本的皇室典范,都與宗教有著密切的關系,對于它們的立國建政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反觀中國的晚清立憲,不能說沒有這方面的努力,例如譚嗣同的佛學革命論、康有為的新公羊三世說,以及張之洞的中體西用,還有皇族立憲派的奉天承運論,但基本都還是古典意義上的準宗教復古論,缺乏現代性意義的超驗性,尤其是在幾個朝廷頒布的憲法文本中,諸如預備立憲、欽定憲法大綱等,均沒有凸顯宗教與政制關系的條款,而且對于宗教意義上的憲法定位,也缺乏深入的認識,還是天道民心那一套儒家舊說。當然,這也不能責怪當時的立憲者們,因為中國千年政制史中,確實缺乏對于政治合法性以及統治正當性的宗教之維的說辭、辯護和相關的精神性力量之訴求,所以,在制度變革的非常時刻,也就激發不出來塑造新權威的憲制合法性了。故而,底座不厚,只能任憑政治勢力的現實角逐,吏治變革與族群斗爭,就上升為晚清立憲的根本問題并走向零和博弈,一個可能的君主立憲制也就失敗了。
 
2.民初制憲
 
現代政治的實質是脫離不了宗教議題的,盡管可以避而不談,或改頭換面,因為一種政治共同體,不可能不訴諸精神信仰的最后支撐。晚清立憲放逐了宗教議題,那么民國政治的起點其實就是重新設置了這個議題,不過換了一個符號,那就是人民,或漢族民眾,最后又轉化為“五族共和”之人民,人民成為新的宗教——人民拜物教。孫中山革命黨就是打著人民或“主權在民”這個現代新宗教而登上政治舞臺的,并贏得了辛亥革命,進而通過南北議和,清帝遜位,構建出一個現代的共和國——中華民國。
 
人民出場了,應該說,這是現代政治的一個必然,也是現代性的一種標志,中西政制的現代轉型都如此,都必須經歷一場人民出現的洗禮,人民成為現代政治的精神基礎,這是不可避免的事實,也是不可阻擋的世界潮流。主權在民,這是現代憲法的立論基礎。但是,何為人民呢?其實,這里大致有三條道路,因為人民只是一個化身,一個現代的宗教符號,一種精神的凝聚力,至于何為人民,是可以有多種表述的。第一,是英美的道路,即人民在生活中轉化為個體公民,主權在民轉化為一種憲政制度,而在其背后,有高級法可以制約人民的恣意出場,人民也要受到高級法即自然法以及基督新教諸原則的制約,至于國王可以代表人民,有虛君立憲的英國模式,也可以去除君主體制,有美國共和制的“我們人民”模式。第二,就是法蘭西的人民共和制,即人民成為憲法的主體,但如何制約人民的恣意呢?那就是建立公民宗教,通過人民的拜物教形式,構建一種政治美德,以消除人民的非統一性,拒斥私人公民的自私自利和唯我獨尊,但其效果并不好,由人民建立起來的烏托邦很可能是走向地獄之門的通道。第三,就是革命先鋒隊的俄國模式,通過一個先知先覺的先知群體,并最終歸結為一種世俗上的偉大領袖和偉大導師,領導人民建立一個地上天國。政治先鋒隊——黨,尤其是偉大領袖,成為人民的化身,成為神的化身,擔負起宗教的功能,并把憲法建立在這個先鋒隊和領袖的基礎之上。①
 
我們看到,民初十年的制憲過程,就是這樣一個選擇憲政道路的關鍵時刻。這里宗教問題,雖然不是制憲問題的關鍵樞紐,不是國家構建的關鍵步驟,但其實已經隱含在其中了。先是有康有為、陳煥章、嚴復等人的孔教入憲的構建國教運動,后又袁世凱、張勛等人的孔教會之推波助瀾的活動,但均沒有成功,或者說,均必然失敗。為什么呢?在我看來,原因有三:第一,孔教或傳統儒家,并不具有宗教的超驗性力量,它們只是具有準宗教的功能,而且附著于皇權專制體制,并不具有獨立自主性的精神力量。也就是說,依附于傳統科舉制度和帝師傳統的儒家孔教,隨著王朝帝制的瓦解,已經失去了制度性的生命力,其本來就微薄的超驗性就更是喪失殆盡,已經不可能挽狂瀾于既倒,王國維、梁濟的以死殉道就是一種表征。第二,孔教會的國教之爭,最缺乏的是他們沒有把自己的政治訴求與人民以及現代公民的內涵結合在一起,不能轉化為一種人民之聲音,孔教沒有找到與中國人民的接榫點,沒有轉化為一種人民的制度機制,只是一種德性訴求和傳統遺緒,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權利,就不可能進入憲法體制,成為政治性的力量。第三,從形式上看,儒家體制很難成為一種宗教制度,因為超驗性不足,沒有自己的制度自主性,且表現為人義論的立論,沒有信仰的對象和先知、使徒、教會等一套體制,在巨變時期的民初制憲過程中,就顯得不堪重負。所以,康有為掀起的孔教人憲成為國教的運動,就不僅僅是一個憲法條款的成否,而是涉及中華文明傳統的特性以及轉型中國的精神根基問題,在這輪中國版的民國革命中,孔教以及傳統文明維新的話語抵擋不住革命激進主義的話語。①
 
3.國民革命
 
這里所謂“國民革命”,指的是孫中山領導的以黨建國的第二次革命,這場革命不但沒有終止辛亥革命的革命浪潮,而且是那場不徹底革命的進一步升級版,是一場全面掀起社會革命的國民革命運動,因此是國民黨的建國運動,并且取得了勝利,開辟了一條新的建國偉業。關于孫文在民初之際重新改造國民黨,發起國民革命,建立黃埔軍校,聯俄聯共,扶助農工,軍事北伐等第二次建國的事業,以及在1928年底定中原,東三省歸順,打垮北洋軍事勢力,建立國民黨一統江山的中華民國,已經有眾多歷史學專論,本文在此不再贅述那么,這個國民黨的國民革命以及軍政建國,是否與宗教無關呢?其實不然,而是大為相關,只是順應當時的世界潮流,變換了一種形式,即以意識形態的宗教化取代了早期現代西方所構建的民族國家的精神之路。也就是說,人民這個新宗教在這個時代變遷中,找到了一個新的化身,即意識形態所打造的先鋒隊與領袖,超驗的上帝變成了在世的黨國領袖以及政治組織體制,神人變成了人神。我們看到,伴隨著國民革命尤其是在孫中山逝世后,在國民黨建國底定后,就開始了新一輪的造神運動,不但中山陵巍峨壯觀,而且孫文三民主義成為建國制憲的首要原則,寫進中華民國憲法,成為總綱第一款,即以孫文三民主義構建現代中華民國,主權在民轉化為主權在三民主義,在孫文之先鋒隊的革命領袖。革命成為建國的動力機制,反革命成為最大的憲法之罪。①由此一來,宗教與憲法的問題,就轉換為意識形態的主義與憲法的問題,革命的三民主義具有了宗教教義的性質,成為政治秩序的不二法門,孫中山成為革命領袖,被視為革命的新人神,在他之下,有所謂黨軍、黨政和黨國體制。我們看到,這種搞法不是中國民初制憲失敗后獨特的政治現象,而是從屬于當時盛行的一股世界潮流,法國就是這樣興衰的,人民這個新神折騰了法國政治兩個世紀之久,其中帝制復辟、革命再起,反反復復,至于俄國革命,就更是如此,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建立了一個新的國家,其依據的就是一個現代意識形態化的新政教合一的國家體制。國民黨所學習的便是這個俄國革命的道路,國民革命就是效法俄國革命的一種舉措。傳統的宗教問題被閹割,英美憲制的政教關系被打垮,革命主義的新型政教關系,構成了新的國家組織原則,憲法成為黨國體制的背書。
 
這條國民革命的道路在孫中山的國民黨那里還沒有深入全社會,尤其是還沒有深入中國的勞苦大眾,深入廣大的農民之中。而新一輪的革命通過發動農民運動,重建了新的國家,這個故事本文在此就不去展開了。②總之,通過上述描述的中國近現代國家構建的道路選擇,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在古今之變的革故鼎新的變革時期,宗教問題不是沒有凸顯,而是一直作為一個隱秘的問題,伴隨在建國創制的憲法發生學之中,只不過由于傳統儒家和孔教的缺乏生命力以及革命話語的人民意識形態之崛起,宗教與憲法的問題,沒有走向一條正常的政教分離以及高級法的二元共治之路,而是走向一條意識形態化的人民一黨國一領袖的一元集權之路。從晚清立憲到民初制憲到國民黨的國民革命以及黨國體制之構建,中國社會的現代政治秩序與心靈秩序,就走向了一種新的中國特色的國家道路。從百年歷史的風雨蒼黃中,我們可以窺視這個國族的今生前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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