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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與暴力并存的廷巴克圖
發布時間: 2020/1/16日    【字體:
作者:敘拉古之惑
關鍵詞:  文明 暴力 廷巴克圖 非洲  
 
 
敘拉古之惑:如果非洲有什么人文景觀是吸引我的話,那除了埃及,可能就是廷巴克圖了。雖然廷巴克圖早已從巔峰衰弱,但是相關的歷史遺跡及文獻依然保存完好,直到Isis占領了這座城市。人們不難想象,這些恐怖分子會怎么對待文明的遺跡。于是,一群勇敢的文明守護者冒著生命風險搶救除了這些非洲文明的珍貴手稿文獻。
 
這是一個燒書和救書的故事。為了更好的向讀者介紹相關的背景,本文分作三部分,第一部分摘取了作家陶短房《廷巴克圖:學術之都的忘卻和憶起》一文中對于廷巴圖克起源的介紹。第二部分,是搶救文獻的緣起。第三部分,是對廷巴克圖文化史的介紹。第二第三部分均摘自《廷巴克圖》一書。
 
第一部分
 
廷巴克圖:文化的起源
 
廷巴克圖(Timbuktu)位于北撒哈拉沙漠南緣,西非著名大河尼日爾河中游北岸,按照西非古代游牧民族浪漫的說法,撒哈拉不是沙漠,而是“陸海”,廷巴克圖便恰在這“陸海”的中央。10世紀時,這里還是一個荒無人煙的地方,不知何時,一些過路的游牧人或行商在這里開鑿了一口甘泉水井,后來,一個名叫布克圖的婦人移居于此,以為南來北往的旅客提供食宿和方便為生。由于布克圖為人忠厚,經常往來于此的北非游牧民族圖阿雷格人經常和她打交道,每次南下貿易,返回時如財物過重,總會寄存在布克圖這里,當他們回到北非家鄉,別人問起財物,他們總會說“丁布克圖”(在布克圖家里),久而久之,便演變成“廷巴克圖”的地名。
 
由于廷巴克圖水草便利,交通方便,圖阿雷格人開始越來越多、越來越頻繁地經行這里。這些白皮膚的游牧人漸漸發現,有一種生意比放羊更賺錢,那就是販鹽:把北非的鹽板用駱駝馱運到廷巴克圖,再沿尼日爾河南下,販運到豪薩人、富拉尼人居住區,可以賣到和黃金一樣的價錢;如果再通過同樣以經商著稱的富拉尼人,將販鹽的收入換成當地盛產、且價格極其低廉的象牙、黃金,運回北非,再販到西亞、歐洲,那簡直是一本萬利了,要知道,在豪薩-富拉尼聚居區,一磅鹽板可以換一磅沙金。
 
愈益頻繁的交易使得圖阿雷格人越來越感到廷巴克圖的重要:這里往北可以通行駝隊,往南則可借尼日爾河舟楫之力和西非黑人區通商,甚至可以直達幾內亞灣沿岸的幾個富庶黑人邦國,正是天造地設的水陸商埠。1087年,圖阿雷格人以水井為中心,建立了最早的廷巴克圖城鎮,據說當時人口還不足200。
 
13世紀前,廷巴克圖被西非強國加納統治并課以重稅。1240年,馬里王國國王松迪亞塔(Sundiata Keita)攻滅加納,廷巴克圖成為自治城邦。由于馬里王室覬覦廷巴克圖的商埠和貿易、文化樞紐地位,廷巴克圖則希望借助馬里,打開面向南方黑人世界的商路,1324年,馬里國王曼薩.穆薩(Mansa Musa)以商貿特許權作為交換,取得了廷巴克圖的統治權。
 
兩次朝圣和文化之都
 
1325年,急于打通通往“舊世界”商路、獲得先進文化知識并提升國家和王室威望的曼薩.穆薩從廷巴克圖出發前往麥加,舉行了歷史上著名的“黃金朝圣”。
 
國王的朝圣之旅率領了一支龐大的、包括朝臣、軍人、妻妾、奴隸在內的扈從人馬,號稱6萬,據時人記載至少也有8000人,隨行有馱金駱駝80-100峰,每峰攜帶黃金300磅;貼身奴仆500名,每人攜帶黃金6磅。皇帝所過之處出手豪闊揮金似土,對宗教圣地不吝捐贈,對巧匠學者重金延攬,據說由于其在開羅的大采購,當地金價竟下跌了12%。
 
“從廷巴克圖來的馬里皇帝”這次耗費巨大的遠行絕非勞民傷財的公款旅游,恰相反,它讓馬里帝國和廷巴克圖昂首走入世界,整個穆斯林和基督教世界都在嘖嘖稱贊這個陌生帝國的強盛,對神秘而富庶的廷巴克圖產生濃厚興趣,曼薩.穆薩一世回國時,大批商人、學者跟隨而去,使得廷巴克圖商業的繁盛,又上升到一個新高度。
 
跟隨皇帝回到廷巴克圖的還有一位信奉伊斯蘭教的西方人:安塔路西亞建筑學家伊夏克.厄爾-圖埃金(Ishak al-Tuedjin),皇帝命令他在廷巴克圖設計建造城墻、王宮和清真寺,因為曼薩.穆薩一世決定,將廷巴克圖定為帝國的陪都。
 
伊夏克設計的城墻周長5公里,是當年西非最大的城池,王宮規模恢宏,甚至超過首都尼阿尼宮殿的規制,以至于竣工后為平息舊貴族不滿,皇帝敦請伊夏克又為尼阿尼設計了一座新朝堂。最值得廷巴克圖人自豪的是津家里貝爾大清真寺(Djingareybe),這座以平頂、帶墻堞,和金字塔狀望樓的宏偉建筑,從此成為廷巴克圖的標志。而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古老的大學——桑科爾大學(Université de Sankoré)和西迪.牙亞希清真寺(Sidi Yahiya)也在這一時期誕生,并遵循了同樣的建筑風格和樣式,被稱作“廷巴克圖三大標志”。
 
怎樣的風格和樣式?
 
原來夏克并未因皇帝的慷慨而大興土木,不論城墻或宮殿,他都使用了當地最便宜的建材:泥土。在建造中他借鑒了當地人的經驗,在外墻留下許多突出的木樁,這樣萬一雨季泥土被沖刷,維修者只消攀上這些木樁,再刷上幾層泥漿就能修復如初。正因為這一務實且巧妙的設計,這些看似弱不禁風的泥巴建筑卻經受住了歷史的考驗,至今廷巴克圖城垣和津家里貝爾大清真寺等均保留了當年的風貌。
 
伊夏克的功績得到馬里皇帝的承認和贊賞,他被贈予黃金1.2萬密斯卡爾(54公斤),衣錦榮歸伊比利亞,被稱為“最幸運的工匠”。
 
憑借廷巴克圖的富庶和“黃金朝圣”帶來的崇高威望,馬里帝國開始大舉擴張,很快將疆域擴展到北至撒哈拉北緣、南至熱帶雨林邊緣、西至大西洋、東越乍得湖,據史學家記載,從廷巴克圖向任何方向的帝國邊界行走都需一年時間,北方的鹽道、南方的黃金產區、東方的銅礦均在其掌握,廷巴克圖作為帝國中心城市和最大商埠,也達到了第一個輝煌的巔峰,在城內的市場上不但能看到傳統的北非、西非貨物,歐洲的各種產品也琳瑯滿目。由于馬里帝國汲取了加納的教訓,設立市場管理機構協調市場秩序,規定合理稅率,并采取措施確保商道安全,極大促進了廷巴克圖商業的繁榮。
 
由于廷巴克圖的商業被當地貴族和皇室壟斷,歐洲人很難深入,使得夢幻商都的名聲不脛而走,1339年,歐洲地圖家、西班牙馬略卡人杜爾塞特(Angelino Dulcert)所繪制的世界地圖《杜爾塞特航海圖》(dulcert portolano)上,出現了馬里帝國的版圖,版圖正中是廷巴克圖,廷巴克圖的上方,手持黃金權杖的曼薩.穆薩一世皇帝肅然正坐,氣魄儼然,這幅地圖恰如其分地反映出當時廷巴克圖的顯赫地位——世界最大國家之一馬里的中心。
 
由于馬里國王子嗣眾多,幾乎每次新帝即位都伴隨著血腥和宮廷政變,國力迅速由盛而衰,部分圖阿雷格人趁機不斷嘗試奪回廷巴克圖,1433年他們攻陷廷巴克圖并加以洗劫,焚毀了富麗堂皇的王宮,雖然馬里不久就收復該城,但精疲力竭的皇帝卻從此喪失了對這座昔日名城的興趣。
 
第二部分
 
2012年1月13日晚上8點,一架私人專機降落在非洲國家馬里的一座古城:廷巴克圖。
 
到訪者身穿一身黑,戴著一副藍色太陽鏡,隨行人員和保鏢緊跟其后。曼尼·安薩爾,負責接待的本地人,把這一行人帶到休息室。休息室里放著音樂錄影帶,一派輕松愉悅,但到訪者的提問戳穿了這種假象:“你覺得廷巴克圖安全嗎?”
 
一個多月前,廷巴克圖首次遭遇恐怖分子襲擊,馬格里布“基地”組織從廷巴克圖一家旅館綁走三名歐洲游客。1月12日,就在這些人降落的前一天,恐怖組織放言要在隔天處死被綁架的三名游客,并發起針對馬里的“軍事行動”。
 
早在幾個月前就開始籌備第十三屆“沙漠音樂節”的曼尼·安薩爾并沒有考慮到這種威脅。每年,他都會邀請國際知名樂手前來助陣。今年受邀而來的是U2樂隊的主唱波諾,現在,這位國際大牌搖滾明星就坐在他面前,詢問廷巴克圖的安全狀況。
 
所幸,演出順利進行——1月14日晚,波諾終于登臺表演,他舉起雙手,向觀眾大喊:“這在里,我們都是兄弟!”,沙漠中回響起人們歇斯底里的尖叫聲。
 
當晚,波諾信心滿滿地表示:“音樂遠比戰爭強大。”隨即,在演出后便乘專機離開了廷巴克圖。四天后,馬里爆發戰亂。
 
一、 黑旗統治下的末日之城
 
2012年4月,波諾離開三個月后,恐怖組織正式占領千年古城廷巴克圖。
 
這個組織名為馬格里布“基地”組織,是本·拉登“基地”組織在北非馬格里布地區的分支。
 
他們率領一百輛飄著恐怖組織黑色旗幟的汽車駛入城內,很快,黑旗掛滿市政大樓,恐怖分子四處巡邏,魔鬼統治籠罩全城:
 
他們要求婦女必須穿戴布卡,遮住裸露在外的皮膚;
 
男性必須蓄起絡腮胡,穿不長于腳踝的褲子;
 
受洗禮、婚禮等輕松愉快的儀式被取消,晚上九點宵禁之后不準外出;
 
喝酒、吸煙都被禁止,娛樂活動被認為違反教法,連足球賽都不許觀看……
 
甚至連音樂也成了違禁品。恐怖分子燒毀廷巴克圖廣播電臺收集的民樂磁帶,只在廣播里播放《古蘭經》。他們還闖入演奏樂器者的家中,砸毀樂器,并威脅稱,一旦發現,就砍掉演奏者的手指。
 
一個名叫貝鮑的年輕人從朋友那兒買了一張床墊,但并不知道床墊是朋友從商店偷來的。貝鮑被冠上偷盜罪,拉到法庭判刑。隨后,恐怖分子用一把水果刀將他的手生生鋸斷。
 
一對未婚生子的年輕情侶被拖到廣場,恐怖分子把他們脖子以下的身體埋在事先挖好的坑里,朝著他們的頭扔石頭,直到把他們活活砸死。
 
這些只是恐怖分子所犯罪行的冰山一角。到了7月,他們開始搗毀城內的圣人陵墓和神龕,城內古跡毀于一旦。
 
在打斷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后,接下來,恐怖分子要將魔爪伸向廷巴克圖的寶藏……
 
二、 廷巴克圖的寶藏
 
古跡被毀,令人痛心,但這還不是廷巴克圖最寶貴的東西。
 
今天,提起非洲,人們首先想到的是貧窮、落后和愚昧。這種偏見由來已久,1963年,在一次BBC的采訪中,英國歷史學家休·特雷弗-羅珀就曾表示:“非洲只有歐洲的歷史。其余的均是一片黑暗。”
 
很少有人知道,當歐洲仍身陷中世紀的泥淖時,一個科學與宗教和諧并存的開放社會就已經在廷巴克圖興起,留存在城內的數十萬卷古手稿就是最有力的證明。
 
14世紀,馬里帝國的皇帝曼薩·穆薩從廷巴克圖出發,前往麥加朝圣,一路揮灑黃金。一場“黃金朝圣”讓廷巴克圖揚名于世。皇帝帶回詩人、學者和建筑師。建筑師就地取材,用泥巴和粘土修建了津加里貝爾清真寺和桑科雷清真寺。日后,無數學者慕名前來學習律法、文學和科學,手稿創作與交易文化開始興盛。
 
一句流傳甚廣的西非諺語訴說著當時的文化繁榮:鹽來自北方,黃金來自南方,白銀源自白人的國度,但神的教誨和智慧的珍寶卻只能在廷巴克圖找到。
 
這些源自14至16世紀的手稿由廷巴克圖的手工匠人抄寫而成。有的是對《古蘭經》的復寫;有的是對來自希臘或波斯等地偉大學者作品的手抄本;有的是廷巴克圖學者的原創作品。
 
從浪漫愛情故事、天文觀測到歷史法律、醫學巫術,手稿的話題無所不包。許多手稿中閃爍的觀點更是超越時代:一份教法裁決支持一名婦女不與丈夫同床的決定,因為女人和男人應當享有平等的權利;一部討論蓄奴問題的著作批判蓄奴制剝奪了人的自由;甚至還出現了普及性知識的自助手冊。
 
1996年,哈佛大學非洲及非裔美國人研究中心主任亨利·路易斯·蓋茨來到廷巴克圖為BBC拍攝非洲記錄片。一直以來被告知非洲沒有書寫傳統、沒有歷史的他在見到這些手稿時感到難以置信:“這些手稿都是黑人創作的嗎?”
 
回憶起那天他動情的說道:“那是我人生中情緒最為激動的日子,我緊握著這些手稿,感覺自己熱血沸騰。”
 
但是,幾個世紀以來,政權更迭和殖民統治致使這些手稿一再被毀,偉大的文化傳統一度中斷:
 
15世紀,暴君桑尼·阿里壓迫伊斯蘭學者和圣人;
 
16世紀,摩洛哥人占領廷巴克圖,洗劫圖書館,流放伊斯蘭學者;
 
19世紀,蘇菲派改革分子發起圣戰,搗毀城內手稿;
 
19世紀末,法國人占領廷巴克圖,盜走手稿,試圖以法語取代當地語言……
 
如今,恐怖勢力再次來襲,廷巴克圖的手稿又將面臨怎樣的命運?
 
三、 偉大智慧繼承人
 
在恐怖組織即將攻入廷巴克圖之際,城內居民紛紛離城逃難。
 
由北向南的車隊長龍造成交通堵塞,人群的恐慌如同塵埃和柴油尾氣一般彌漫在空中。就在此時,一輛車逆著車流由南向北開往廷巴克圖。
 
坐在車里的人名叫阿卜杜勒·卡迪爾·海達拉,他是廷巴克圖最大的圖書館——艾哈邁德·巴巴研究院——的手稿搜集員,同時還擁有一家私人圖書館。
 
“不要去廷巴克圖。” 朋友勸阻他。
 
“我必須得回去,我在那里有重要的事情要處理。”
 
他口中“重要的事情”,指的是圖書館里的古手稿,他擔心它們會落入恐怖分子手中。
 
法國殖民時期,藏書者紛紛將手稿掩埋地下,手稿四散在沙漠之中。馬里獨立后,開始尋覓珍貴的古手稿,集中修復保管。正是海達拉,在上個世紀90年代將手稿一點點收集起來。
 
海達拉出生在一個手稿收藏世家。年幼時,看著父親小心翼翼地翻看一卷卷手稿,是海達拉與這些寶藏的初次相識。
 
1981年,父親去世。在遺囑中,年僅十七歲的海達拉被指認為家族圖書館的繼承人。那時,他并不確定這一身份意味著什么,“當時我只想掙大錢,正在考慮從商。我很確定,自己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整天在圖書館忙忙碌碌。”
 
可轉眼到了2012年,海達拉已經為研究院工作了二十多年。
 
幾乎是憑借一己之力,冒著車船傾覆或被土匪打劫的危險,他讓那些曾經掩埋于地下、被歲月磨蝕、被白蟻蛀蝕的手稿重見天日,得到妥善保管。
 
其中許多手稿幾經修補,邊緣寫滿密密麻麻的注釋,每條注釋都是學者們認真研讀前人觀點后提出的新觀點,一場綿延幾個世紀的學術對話在書頁上展開。
 
它們或抄寫在羚羊皮上,或鐫刻在魚皮上,更多的則抄寫在從威尼斯等地進口而來的布料紙上。當時的裝訂技術并不成熟,散落的書頁裝在皮革材質的夾子里,用絲帶或繩子綁好,再用羊皮做成封面,一本書便成形了。
 
海達拉知道,手稿來之不易,它們所代表的理性、開放和包容更是與極端分子僵化的信仰互不相容。一旦落入對方手中,幾個世紀的文明對話將戛然而止,化為灰燼。
 
“我該做些什么才能拯救手稿?”
 
作為偉大智慧繼承人的海達拉決定再次肩負重任,他召集城內所有的圖書館員——這些圖書館員又拉上家里值得信賴的兒子和侄子們——試圖將城內377000冊古手稿偷運出城,轉移到安全地帶。
 
然而,前路還有近1000公里,一路上有重重關卡,潛伏著警察、士兵、土匪、恐怖分子。他們將在黑夜行動,通過陸路和水路,踏上一條偷渡文明之路——一場暴力圣戰和開放文明的對決拉開帷幕。
 
四、不為人知的救援行動
 
2013年8月,美國記者約書亞·哈默抵達廷巴克圖,他來到艾哈邁德·巴巴研究院,眼前的景象令人心痛:房屋中間有一根被燒成黑色的混凝土柱,周圍散落著焦黑的書頁,和還未清掃干凈的灰燼。遠處,一個紙板箱里裝滿燒焦的紙屑,一位老者在一旁徒勞地拼湊著這些紙片。種種慘狀,訴說著這里曾經發生過的焚書暴行。
 
在這家圖書館,共有4000卷手稿化為灰燼——那城內其他30多萬卷手稿呢?
 
一年多前,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召開的緊急會議上,海達拉面臨同樣的質問:廷巴克圖被恐怖分子占領后,誰來負責保證城里手稿的安全?
 
海達拉拒絕發言,也拒絕任何幫助:“你們什么都不要做,讓我們來處理吧。”
 
他擔心,人們對手稿的高度關注,反而會讓恐怖分子意識到手稿的價值,甚至讓手稿成為討價還價的籌碼。
 
與此同時,海達拉和同伴以電子郵件等方式聯絡國際友人,又通過網絡眾籌募集資金。可私下里,連他的家人對此都毫不知情。
 
這場救書行動牽動億萬人心,卻又悄無聲息地展開著。
 
作為從上世紀90年代起就開始關注馬里戰亂的資深記者,約書亞·哈默在2006年與海達拉相識。在廷巴克圖被占領后,他又再次深入這片沙漠中的恐怖腹地,只為解開一個所有人都關心的問題:
 
廷巴克圖未被焚毀的30多萬卷手稿經歷了什么?是已經安全獲救,還是毀于一旦?
 
這場在非洲大陸發生的秘密行動,被約書亞·哈默寫入《廷巴克圖》這本精彩的非虛構佳作中——他不僅還原了救書行動的驚險過程,更通過手稿的命運展現廷巴克圖千年興衰史,以一本書見證一座城。
 
在21世紀第三個10年到來之際,在人類文明結晶仍然不斷被毀的今天,《廷巴克圖》來得如此及時。圖書館員們挺身而出拯救手稿的故事,對我們來說正是一個鼓舞人心的提醒:
 
即便世道艱難,守護光明仍然是每一個人不可推卸的責任。
 
第三部分
 
1509年, 來自格拉納達一個穆斯林貴族家庭的學生哈桑·穆罕默德·瓦贊·扎亞提同叔叔一起來到廷巴克圖(摩爾人被驅逐出西班牙之后,他們一家便定居在非斯)。扎亞提當時僅十六歲,他的叔叔是摩洛哥的外交官。在這里,他們見識到了廷巴克圖作為商業與文化中心的活力。1526年,扎亞提以筆名利奧·阿非利加努斯寫下了經典旅行著作《非洲及非洲重要事物的歷史和描述》(The History and Description of Africa and of the Notable Things Therein Contained)。在該書中,他描繪了廷巴克圖堆滿世界各地貨物的市場,塞滿歐洲織物的織布店,以及一座雄偉的石灰巖宮殿,里面住著“廷巴克圖富甲一方的國王,他擁有數不勝數的金杯銀盞、金權杖,有些重達一千三百磅”。
 
扎亞提對他在廷巴克圖感受到的學術氛圍感到驚訝。當時,廷巴克圖這座城市的人口約為十萬,而約四分之一都是從諸如阿拉伯半島一樣遙遠的地方前來的學生,只為師從桑海帝國的大師們學習律法、文學和科學。國王阿斯基亞·穆罕默德·杜爾將土地分贈給學者們,給他們提供財政支持,并邀請建筑師到廷巴克圖建立清真寺和宮殿。桑科雷大學—一個由眾多清真寺和私家宅院組成的松散聯盟,就在這時發展成為該城一百八十所學術機構中最負盛名的一所。一句在當時流傳甚廣的蘇丹諺語這樣說道:“鹽來自北方,黃金來自南方,白銀源自白人的國度,但神的教誨和智慧的珍寶卻只能在廷巴克圖找到。”根據寫于17世紀的關于廷巴克圖歷史的著作《廷巴克圖編年史》(Tariq al Fattash)記載,廷巴克圖的學術繁盛,聲名遠播,以至于當一位小有名氣的突尼斯教授來到桑科雷大學擔任講師時,很快意識到自己并不能勝任該職位,并退隱至非斯,在那里度過了十四年時光。
 
最讓扎亞提印象深刻的,是他觀察到廷巴克圖市場上的手稿交易十分興盛。這些手稿均由布料紙制成,售賣手稿的商人穿越沙漠來到廷巴克圖,他們大部分來自摩洛哥、突尼斯、利比亞和阿爾及利亞等地。用布料造紙的技術從中國和中亞傳過來后,便在這些地方生根發芽、蓬勃發展。到12世紀末期,非斯城共有四百七十二家造紙作坊,所制作的紙張一路出口至南邊的薩赫勒地區,往北一直輸出至馬略卡島和安達盧西亞。更高級的意大利紙張在地中海港口如開羅和的黎波里等地轉運后,很快就滲透到馬格里布地區,那是北非靠近埃及西部的一帶,“馬格里布”來源于阿拉伯語的“日落”(有些意大利牌子的紙張因為印有基督教十字架的水印,很難在伊斯蘭市場上銷售)。當扎亞提來到廷巴克圖的時候,紙張多半是從威尼斯進口的——典型的水印標志就是三個新月——也就是從現在的利比亞地區轉運過來的。工匠們從沙漠中的植物和礦物中提取墨汁和染料,從山羊和綿羊身上獲得羊皮來做成封面。但是,當時北非的人們并不知道如何進行裝訂,因此只好將沒有編號的散落書頁裝在皮革材質的夾子中,再用絲帶或繩子綁起來。扎亞提發現販賣手稿的利潤要遠比售賣其他商品的高。
 
在扎亞提訪問廷巴克圖四百年以前,撒哈拉沙漠里戴著頭巾、四處放牧的圖阿雷格族部落中有一隊人馬,每年夏天都會一如既往地從遍布鹽堿與沙丘的貧瘠之地遷徙到南邊一百五十英里之處、靠近尼日爾河畔的綠色平原。他們待的地方蚊蟲為患,癩蛤蟆成堆,腐爛的草堆散發著惡臭,讓人忍無可忍。于是,他們挑選出重要的物件,趕著駱駝、牛羊來到他們發現的更宜居的地方,這里位于他們原來的居住地北邊幾英里處,是一處由尼日爾河支流的季節性洪水沖積而成的平原,一口淺井可以提供干凈甜美的飲用水。當9月份他們往北遷徙的時候,將大件行李留給一個叫作巴克圖(Bouctou)的圖阿雷格族女人保管——巴克圖是大肚臍女人的意思。越來越多的人聽聞了這個駱駝和獨木舟匯聚的友好之地。第二年,其他游牧民問他們要去哪里。“廷-巴克圖(Tin-bouctou)。”他們如此回答,意指前往巴克圖女士的水井處。
 
在接下來的數百年里,廷巴克圖從原本只有幾個帳篷和泥磚屋組成的河岸聚居點發展成了一個世界樞紐和兩種文化的碰撞地帶——沙漠文化和河流文化不斷擴大,相互交流。農民、漁民、被稱為貝拉(bellas)的圖阿雷格族黑奴、他們的圖阿雷格貴族主人,以及阿拉伯和柏柏爾族商人都來到這里并安頓下來,他們都是為了逃離衰落中的加納王朝(位于現在的毛里塔尼亞南部和馬里西部)一位泛靈論暴君的統治。駱駝大篷車隊載滿鹽、蜜棗、珠寶、馬格里布香料、熏香、歐洲紡織品和其他從像英格蘭一樣遙遠的地方運來的貨物,歷經數周穿越撒哈拉沙漠,來到廷巴克圖。在尼日爾河上,船只往北航行,為廷巴克圖這個位于尼日爾河最高彎曲處的城鎮帶來豐富的叢林和草原產品:奴隸、黃金、象牙、棉花、可可豆、蜂蜜、幾內亞香料,以及乳木果油產品,一種從非洲牛油果樹的果實中提取出的象牙色油脂。商人、中間商、君主從主要貨幣——黃金中獲得了財富。曼薩·穆薩,也被稱為穆薩一世,是當時馬里帝國的國王,他統治的地域包括幾乎瓦解的加納王朝的領地和現在的幾內亞與馬里北部的廣大領土。他在1324年從廷巴克圖前往麥加朝圣,帶著數千名穿著絲綢衣服的奴隸和八十頭駱駝,每頭駱駝各自載著三百磅的金砂。“國王在開羅大施恩惠,”當時的一位阿拉伯歷史學家寫道,“每一位宮廷貴胄和擁有王室職位的官員都得到一大堆黃金作為禮物。”他還補充說,國王在開羅停留期間送出的黃金之多,讓那里的黃金市場在十多年間都一直保持低迷的狀態。
 
14世紀末期,廷巴克圖開始成為該地區學術與文化的中心。曼薩·穆薩從他的朝圣之旅帶回一位西班牙安達盧西亞地區的著名詩人,并從開羅邀請來一位杰出的建筑師設計廷巴克圖最壯麗的清真寺,也就是津加里貝爾大清真寺。1375年,這座城市出現在馬略卡猶太制圖師亞伯拉罕·克雷斯克所制作的歐洲地圖上,這幅地圖是專門為法國國王查理五世繪制的,因而凸顯了廷巴克圖這座城市的重要性。但是,這股知識與文化發展的熱潮并沒有持續下去。1468年,軍閥桑尼·阿里和他的軍隊準備攻擊廷巴克圖。桑尼·阿里出生于加奧,一座位于廷巴克圖以東大約兩百英里的尼日爾河港口。其家族首領自14世紀30年代就開始了對加奧地區的統治,但是桑尼·阿里的野心更大。伊斯蘭史料將他描寫成杰出的軍事戰略家,善于騎兵作戰的騎術高手,同時也是泛靈論的親身實踐者。他反對伊斯蘭教,擅長施行法術、利用護身符和動物的身體來祈福和占卜,他也是一個狂熱的奴隸主,一個沒有安全感的統治者。在剛占領廷巴克圖的時候,他表明歡迎學者們前來廷巴克圖,但后來又堅信這些學者在策反,因而拒絕他們來到廷巴克圖。一名廷巴克圖的歷史學家宣稱:“桑尼·阿里是個大暴君,是個十惡不赦之徒……他殺人無數,只有真主才清楚他究竟殺了多少人。”“他壓迫學者和圣人,殺害他們,污蔑他們,羞辱他們。他在這座城市里犯下滔天罪行,縱火焚燒,劫掠并屠殺大量平民。”最后他建立了一個王國—桑海帝國,其版圖沿著尼日爾河延綿兩千多英里。
 
桑尼·阿里在他的統治期間沒有遇到可以與之一較高下的對手。 但在1492年他逝世后,一場血腥戰役發生了。一位四十九歲的虔誠的穆斯林將軍——據說是桑尼·阿里的外甥——穆罕默德·杜爾組建了一支軍隊,并于1493年4月在加奧附近打敗桑尼·阿里的兒子領導的軍隊。歷史在廷巴克圖不斷重演,暴力鎮壓的噩夢結束之后,迎來了開放和寬容的黃金時代。穆罕默德·杜爾宣布自己成為桑海帝國的新領導者,并在前往麥加朝圣之后,將自己的王號改為阿斯基亞·穆罕默德·杜爾王朝,帶來了延續一百年的和平與繁榮。
 
盡管桑尼·阿里不斷迫害伊斯蘭學者,但在阿斯基亞·穆罕默德成為廷巴克圖的統治者并開始鞏固他的政權之時,這座城市的文學傳統已經深入人心。外來的訪問學者從開羅、科爾多瓦以及更遠的地方帶來伊斯蘭學術經典,如《古蘭經》《圣訓》(即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行匯編)、蘇菲教派釋疑以及馬利基法學派的著作等。馬利基法學是薩赫勒的主要法律制度,以突尼斯的凱魯萬大清真寺為中心。人們對這樣的作品的渴望激發了家庭手抄作坊的興盛。抄寫員為教授和富有的主顧精心制作了進口書籍的復寫本。他們在廷巴克圖小巷的工作坊里肩并肩地工作,最高產的抄寫員也需要一到兩個月才能完成一本書——每天平均抄寫一百五十行——并接受金塊或砂金作為回報。這些抄寫員會聘請校對,校對員會小心翼翼地逐字核實阿拉伯字母,以此獲得一定比例的傭金。每一處“科洛芬”(colophon)——希臘語中的“最后一筆”,也就是每部作品的結尾部分,記錄著手稿抄寫的起止日期、抄寫地點以及抄寫員、校對者和第三經手人的姓名——這名經手人負責將一些通常不在阿拉伯文手稿中體現的“短元音”標記出來。委托做這項工作的經手人也經常會被提及。抄寫員還會制作所謂的“阿賈米”手稿,即將多種當地語言翻譯成阿拉伯文,如圖阿雷格族的塔瑪舍克語、富拉尼語、豪薩語、班巴拉語和索寧克語。
 
盡管致力于宗教學術研究,但在廷巴克圖扎根的伊斯蘭教從來都不是非常嚴苛。利奧·阿非利加努斯(扎亞提)寫道,許多居民“大半個晚上都在街道上唱歌跳舞”。一個旅行者指出,廷巴克圖的大部分居民沒有遵守齋月的齋戒規定,他們飲酒,對伊斯蘭教法的遵守僅限于割禮和周五的清真寺祈禱。廷巴克圖的伊瑪目和普通民眾都樂意接受世俗的觀念,其中許多觀點是被溫和派伊斯蘭學者從開羅帶到撒哈拉沙漠的——比起廷巴克圖,開羅更為國際化。隨著時間的推移,抄寫員們擴大了他們的業務范圍。他們開始抄寫代數學、三角法、物理學、化學和天文學等學術報告。他們將最偉大的希臘學者托勒密、亞里士多德、柏拉圖和“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的著作,還有11 世紀的波斯哲學家、學者阿維森納撰寫的數十篇關于倫理學、邏輯學、醫學和藥理學的手稿,翻譯成阿拉伯語。抄寫員甚至復制了一位安達盧西亞學者創作于11 世紀中葉的長達二十八卷的阿拉伯語辭典《木卡姆》(The Mukham)。還有一部由9 世紀伊拉克語言學家和文學史學家哈利勒·伊本·艾哈邁德創作的詩歌賞析作品,則使用了復雜的圓形圖表來描述阿拉伯詩歌的韻律模式。
 
在廷巴克圖的黃金時代,如果說有一種倒行逆施的思想,產生了很惡劣的影響,破壞了城市形象的話,那就是對待猶太人的主流態度。公元1世紀,數千名猶太人被羅馬人從巴勒斯坦地區驅逐出去后,來到馬格里布安頓下來。15世紀時,盡管伊斯蘭教已經成為該地區的主要宗教流派,但猶太人還是可以正常從事食鹽貿易等活動,被摩洛哥的統治者封為“蘇丹王國的商人”,而且還以希伯來文撰寫了該地區最杰出的一些手稿。但到了1495年,猶太人脆弱的地位就非常清晰了。那一年,一名叫作穆罕默德·馬格希利的激進主義學者,也是一個狂熱的反猶太傳教士,不滿猶太人取得的重要經濟地位,于是策劃摧毀位于撒哈拉鹽路上的圖瓦特綠洲(也就是現在的阿爾及利亞)的猶太教堂,并將猶太人從城里驅逐出去。“起來,殺死猶太人。”馬格希利在發動對猶太人的攻擊后這樣寫道。當時也正值阿斯基亞·穆罕默德國王掌權后不久開始鞏固權力之際。“猶太人無疑是反抗穆罕默德國王最為激烈的敵人。”在執政早期,阿斯基亞·穆罕默德國王赴麥加朝圣時,在開羅遇到了一位溫和派的埃及學者,學者向國王進言要容忍其境內的非穆斯林人士。但遇到激進的馬格希利后,國王的立場完全變了。他聽從馬格希利的建議,將加奧的猶太人和桑海帝國的官員都囚禁起來,并下令將他們從他的領土上驅逐出去。后來,來自廷巴克圖的使節造訪他在加奧的行宮——一座龐大的圍籬式建筑,在此受國王接見之前,來訪者必須將灰土撒在頭上——勸說他要仁慈一點,他對猶太人的態度才稍稍緩和下來。
 
兩種伊斯蘭意識形態的針鋒相對——一種開放、包容,另一種則僵化、暴力——將在接下來長達五個世紀的時間里困擾著廷巴克圖。以國王阿斯基亞·穆罕默德為例,他是一個復雜的人,一方面鼓勵在世俗觀念和伊斯蘭價值觀之間取得平衡,另一方面又表現出對非穆斯林人民的不寬容,這兩種傾向似乎都體現在一個人身上。“穆罕默德國王堅定地與猶太人為敵,”利奧·阿非利加努斯觀察到,“他不希望任何一個猶太人住在他的領土上。如果他知道北非商人……跟猶太人做生意,就會沒收他們的商品。”
 
 1591年,就在利奧·阿非利加努斯記錄下廷巴克圖的文學與知識繁榮的八十二年之后,廷巴克圖的黃金時代戛然而止。摩洛哥蘇丹要求桑海帝國的最后一位獨立國王阿斯基亞·伊沙克二世將塔阿扎的撒哈拉鹽礦交給摩洛哥。國王拒絕了這個要求。于是,四萬兩千名摩洛哥士兵、共計一萬匹馬和駱駝橫跨一千七百英里沙漠,將廷巴克圖包圍起來。他們配備了大炮和火繩槍——發明于15世紀的一種威力強大的火槍,需用支架發射,而對面的抵抗者卻是對機械化戰爭一無所知的人:一萬名拿著弓箭的桑海步兵和一萬八千名持長矛的騎兵。阿斯基亞·伊沙克二世在逃亡中被殺害,他的弟弟繼位后宣誓效忠摩洛哥蘇丹。廷巴克圖作為世界學術之都的繁榮盛世也就此告一段落。
 
但廷巴克圖這座城市在學術方面的努力從未消失。1660年,摩洛哥國王放棄了對廷巴克圖的直接統治,管轄權最初落入了圖阿雷格人——主宰撒哈拉沙漠的柏柏爾部落——手里。他們人高馬大,膚色較淺,裹著靛青色的長袍,頭戴五英尺長的藍色或白色棉布,將臉整個蒙住,只露出兩只眼睛。在始于17世紀中期的《蘇丹史籍》里有這樣的記載:“他們是撒哈拉的流浪者,居無定所的游牧民族。”他們也是能寫會讀的民族,廷巴克圖城里的部分手稿就是用提非納文(Tifinagh)寫成,這是一種由柏柏爾族人發明并在撒哈拉地區廣泛流傳、如今已有兩千多年歷史的文字。在摩洛哥人占領期間,城里的學術活動漸次衰退,但一群叫作凱爾·蘇克的圖阿雷格族隱士—也被稱為智者—繼續保持了這種學術傳統。
 
19世紀初期及中期,來自尼日爾河三角洲的蘇菲派改革分子發起了“劍之圣戰”,蔓延至廷巴克圖。圣戰分子殺害異教徒領袖,禁止煙草、酒類和音樂,開設伊斯蘭學校或古蘭經學校,要求男人和女人在學校和公眾場合完全隔離,以伊斯蘭教嚴厲禁止浮夸作風等為由,將杰內大清真寺強行關閉,查封和搗毀那些被認為令人不能專心敬拜真主的手稿。極端分子掠奪了廷巴克圖所有圖書館,也闖入民宅去搜索并搗毀手稿。
 
圣戰分子的行動讓廷巴克圖的藏書家謹慎萬分,但并沒有打消他們繼續從事手稿收集與交易的熱情。1853年,德國探險家海因里希·巴爾特歷經千辛萬苦穿越撒哈拉大沙漠,到達廷巴克圖。他在書里這樣寫道:“廷巴克圖稍有學識的人,也常常為自己能寫出幾句《古蘭經》的經文而引以為豪,他們全都如饑似渴地想求得幾張殘破的手稿,我很高興自己仍有能力提供這樣一些小禮品。”圣戰分子搗毀了不少手稿收藏,但這位德國人很是欣賞一本到處是折頁的希波克拉底著作的阿拉伯語譯本。他還找到了一本寫于17世紀50年代、異常珍貴的、有關桑海帝國的《蘇丹史籍》。“我很幸運能見識到桑海帝國自發軔到1640年的完整歷史。”他在自傳《中北非旅行與發現》中這樣寫道。
 
緊接著,1879年,法屬蘇丹總督路易·費代爾布宣布包括塞內加爾和尼日爾河在內的領土將成為建立“一個新印度的基礎”, 并從那里一路延伸至紅海。1883年,法國占領了當時最為繁榮的奴隸交易中心巴馬科。1894年2月12日,約瑟夫·塞澤爾·霞飛上校率領一支陸軍軍隊,在行軍四十九天、穿越了五百英里的沙漠之后,占領了廷巴克圖,隨后建立了城防工事,將馬里撒哈拉帶入法國殖民時代。
 
在法國軍隊抵達之后,法國記者費利克斯·迪布瓦也到達了廷巴克圖。他發現幾乎不可能說服這座城市的藏書家拿出他們的藏書。“他們害怕我會像圣戰者一樣行為狠毒。”他在《神秘的廷巴克圖》(Timbuctoo the Mysterious)一書里這樣寫道。當他登門拜訪廷巴克圖知識分子家庭的時候,他們才逐漸向他敞開心扉。“這些手稿中既有詩歌和極富想象力的作品,也不乏獨一無二的阿拉伯文學作品。”他觀察到,“關于摩洛哥、突尼斯和埃及的歷史和地理作品在廷巴克圖也為人熟知(伊本·白圖泰常被引用),從純科學的角度探究天文學和醫學的書籍也很多。”廷巴克圖的藏書家仍然致力于“熱切搜尋那些還沒找到的手稿,如果窮得買不起原稿,他們就會買手抄本或者自己手抄一份”。迪布瓦特別提到:“他們的收藏……從七百本到兩千本不等,而且……當這些藏書家分享他們最珍貴的手稿時,你能感受到他們發自內心的喜悅。”
 
然而,隨著法國人在北邊大肆鞏固他們的控制,自由貿易與書籍交易的日子也結束了。士兵們和訪問學者將手稿偷走并帶回法國,在那里它們最終成為大學和政府對外展出的藏品,其中包括巴黎的國家圖書館。三本在廷巴克圖找到的《蘇丹史籍》被送到巴黎,由奧克塔夫·烏達翻譯成法文,并于1900年得以出版。人們將手稿藏在馬里的各個角落,它們被放進皮袋子里,藏在后院或者花園里挖的洞里,或者藏在沙漠中廢棄的洞穴中,或者用泥土將圖書館的門給糊起來,將寶藏掩藏其中。在新的殖民統治下,法語成為馬里學校教授的主要語言。因此,在廷巴克圖和其他幾個城鎮里,幾代人都沒有學過阿拉伯語,使得這些手稿逐漸喪失存在的意義。
 
這些曾在圖書館、市場或者是家里被自豪地陳列展示的記載歷史、詩歌、醫學和天文學的書籍,變得日益稀少,漸漸銷聲匿跡。偉大的寫作傳統也幾乎被完全遺忘了。“也許將來會有非洲歷史可以教與學。但是目前沒有。”1963年,在一次BBC的采訪中,英國歷史學家休·特雷弗-羅珀這樣表示,“非洲只有歐洲的歷史。其余的均是一片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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