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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流域民間信仰類文藝資源的概貌及研究述評
發布時間: 2020/1/16日    【字體:
作者:陳泳超
關鍵詞:  太湖流域 民間信仰 文藝資源 寶卷 神  
 
 
摘要:太湖流域民間存在著極其豐富的信仰類文藝資源,20世紀后半期以姜彬先生為代表的江浙滬民間文學研究團隊在田野調查和學術研究兩方面都形成了很多成果。但該項研究的學理設定有一定偏頗,本文嘗試進行一定程度的縮減與修正,以“太湖流域民間信仰類文藝資源”為統攝,可以凸顯出其內在的同質性和文化一體感,并在這一學術概念的引領下對已有研究進行全面的梳理和評述。
 
 太湖流域是吳文化的核心地區,從歷史發展上看,它在精英文化方面居于全國重要地位,在民俗方面也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文化傳統,而民間信仰文藝正是其中最具綜合性、豐富性的代表之一。
 
  此地民間在制度化的佛教、道教之外,歷來還有豐富多樣的神靈信仰和儀式活動,并有特殊的民間演唱文藝形式與之伴生,比如寶卷、贊神歌、太保書、寶懺、香誥、六書班……它們與太湖流域民眾生活的關系非常密切,從跨地區的民間廟會到一個社區的集體祈福禳災,乃至一家一戶的紅白喜事,這些信仰類文藝資源都處處存在并發揮著不可或缺的功效。它們都有著悠久的歷史和繁榮的時段,如今,這些文藝形式有的已經瀕臨消亡,有的經適度調整后在現代生活中大放異彩。無論何種情況,對這些凝聚著民眾生活和審美歷史的傳統文藝資源,都有進行整體性調查研究的必要。
 
  在這一學術領域最有集團化效應和學術影響的,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姜彬先生為首的江蘇、浙江、上海一批學者所進行的卓有成效的調查研究。當時他們成功申報了國家課題“吳越民間信仰和民間文學關系的考察和研究”,并發動江浙滬廣大學者及各級文化機構工作人員大規模地進行田野調查和專題研究,成果主要發表于姜彬先生領導下的《民間文藝季刊》(1991年后更名為《中國民間文化》)。粗略算起來,他們公開發表的調查報告和研究論文足有百余篇,其中集大成之作是姜彬先生主編的《吳越民間信仰民俗——吳越地區民間信仰和民間文藝關系的考察和研究》(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一書。這一項考察研究成績巨大,主要體現為:(1)發現了大量民間信仰類文藝資源的活態存在并進行了較為全面的初步考察,為后續研究提供了許多寶貴的線索;(2)寫出的調查報告和專題論文大多具有原創性,是某一局部話題的重要成果,有些甚至是開山之作;(3)發掘了一大批民間文化的積極傳承人,這些人是各類活動的“民俗精英”,也是學者深入研究的主要對象;(4)培養了一批有特殊專長的學者,如研究寶卷的車錫倫、研究神歌的顧希佳等,由于他們持續努力,至今依然是該領域的學術權威。
 
  但是,過了將近30年,站在當下學術平臺上冷靜回望先賢業績,自然也會有些遺憾:(1)當時的調查詳略不等,沒有一致的科學規則,其中相當一部分是由當地文化干部承擔的,雖然元氣淋漓,但比較隨意;(2)許多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好不容易被發現了,卻沒有認真記錄、整理和公開出版,因而它們依然“養在深閨人未識”,難以引起其他學者的跟進,形成新的學術增長點;(3)專題研究有非常優異的論文,但也有不少感想式的、表面化的作品,并帶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文化熱”躁動,很少對具體現象進行深入鉆研,習慣于輕易跳到宏大的理論話題或邃遠的歷史原型。最可惜的是,此項目結項之后,大部分相關研究很快趨于沉寂,大量剛發現的線索、剛呈現的資源,沒有得到進一步的開掘,因而其整體影響力也就比較微弱。
 
  有鑒于此,本人經過長期準備,發大心愿,意欲聯合今日的學術同道,重新接續先賢的心血努力,理由主要有:(1)這些線索依然存在,那批杰出的“民俗精英”,有的還健在,有的去世不久,再不進行深入的調查,則恐怕真要成為歷史的遺憾了。(2)這30年來國家形勢和民俗生活都發生了巨變,這些信仰文藝也不能自外,尤其是21世紀以來的“非遺”政策,使得這類民俗文化既得到了“保護”又加速了變異。我們有了先賢們留下的成果,再進行新的科學調查,兩相對比,可以在學理和實踐上得到許多真知灼見。(3)我們現在的學術基準整體上已經遠超那個時代,應該用科學規范的田野調查方式,對代表性的選點進行深入調查,同時調動多學科的前沿學者來協同攻關,進行有創造力的跨學科研究。
 
  當然,站在現代學術的高度,我們在接續前賢的基礎上,對他們的研究也要做一些必要的調整。以《吳越民間信仰民俗》一書為代表的既有研究,總體框架設計過于龐雜,同質性和一體感較弱,我們參照其體系,在概念范疇上進行部分調整,主要聚焦于兩個關鍵詞的設置:
 
第一,“太湖流域”。原有研究用的是“吳越地區”,我們認為范圍太大,其文化同質性較弱,不利于進行體系化的深度研究。我們將之縮小為“太湖流域”,在地理上主要指長江以南、錢塘江以北、以太湖為中心的區域;在方言上指的主要是吳方言“太湖片”下屬的“蘇滬嘉小片”“毗陵小片”以及“苕溪小片”之一部;從行政區劃上,主要指的是明清以來的蘇、松、常、嘉、湖、太倉這五府一州之地,現代則指上海、蘇州、無錫、常州、嘉興、湖州幾大地區以及江北的靖江、南通等地;在傳統文化上指的是“吳文化”的核心地區,不再包括“越文化”了。
 
第二,“民間信仰類文藝資源”。我們的設定是:與某一特定的民間信仰和儀式活動有機關聯的特殊文藝形式,有時即為信仰儀式之核心部分。相對來說,《吳越民間信仰民俗》的研究對象過于寬泛,它包括一切帶有信仰色彩的文藝形式,比如年畫、剪紙、民間傳說、兒歌、燈會、音樂、舞蹈、游藝活動之類,其用意是探究“民間信仰與民間文藝之關系”。我們則是專門針對那些作為民間信仰儀式重要組成部分的文藝形式,對不構成某一信仰儀式有機部分的品類,我們決然割愛。此外,出于文學本位之立場,凡不出現較長規模語言文本者,比如像跳幡神、趕五猖之類倚重于身體的表演,亦不加考慮;至于大量存在的上梁歌、喪葬歌之類的儀式歌乃至咒語、祝辭之類,雖然具有一定的信仰儀式感,但語言文本較為短小且基本沒有敘事性,我們也不特予關注。剩下的就僅是該書中的宣卷、神歌、僮子戲、目連戲等語言類表演藝術,也即是通常所說的曲藝和戲曲兩大類。即便如此,此概念尚須以“太湖流域”的文化一體性為制約,因如下民間戲曲,我們發現在太湖流域并不突出:“醒感戲”主要流傳于浙江南部永康一帶,早已超出吳方言的“太湖片”;目連戲主要分布在紹興、上虞、開化、高淳等地,它們要么不在“太湖片”內,要么雖在“太湖片”但不在上述三個小片內,總之都不屬于我們所謂的“太湖流域”文化范圍;只有僮子戲確實在太湖片“蘇滬嘉小片”的南通等地以及在江南部分漁民中有所流傳,但它其實是“江淮神書”這一大的儺文化體系中的一個分支,其影響力遍及長江下游的江北地區,屬于江淮文化之一部分,與太湖流域信仰文藝的總體風格差距較大,它們之間雖互有影響,但未必是同一文化體系。況且僮子戲、目連戲之類的研究已成專學,國內外許多戲曲研究者傾力為之,我們不必再重復勞動。此外,在信仰儀式活動中單純作為娛樂項目而非儀式組成部分的演戲、說唱之類自然很常見,卻也不是我們的考察目標。于是,我們的考察目標就剩下以寶卷和神歌為兩大支柱的民間曲藝這一個大類。另外可能還有一些地方性的文類,比如無錫的“香誥”、湖州寶懺、平湖太保書之類,還需要在田野調查后甄別取舍。
 
  這樣看來,我們考察對象的范圍似乎縮小了,但這恰是我們批判地吸收前賢成果后的自覺追求。我們強調的是文化一體性,不會為了求多求全而損傷學術對象的內在規定,只有劃清了邊界,才能在同質性基礎上對太湖流域的文化現象進行深度的調查和研究。
 
二學術史述評
 
  為更好地開展“太湖流域民間信仰類文藝資源”的調查和研究,我們首先必須對已有研究進行全面的梳理和切實的批評。下面將在前文設定的范圍內,分兩個方面進行學術史的回顧與檢討。
 
  (一)田野調查與整理出版
 
  1.寶卷
 
  寶卷是一種在民間儀式活動上宣頌的帶有信仰、教化和娛樂特質的文本,宣頌寶卷的活動通常稱為“宣卷”,也有“說卷”“講經”等其他稱謂。
 
  對于太湖流域寶卷的調查研究,李世瑜《江浙諸省的宣卷》(《文學遺產》增刊第七輯,中華書局,1959)有奠基之功。其后,以車錫倫先生的系列調查研究最為全面出色。早在1980年代,他就開始對靖江寶卷進行深入調查,寫出了幾篇頗為嚴謹的調查報告,此后又對常州、無錫、蘇州、張家港、常熟、同里、嘉善等寶卷主要流通區域進行了逐個且不止一次的調查,寫出了大量調查報告并公開發表,其代表之作已集中收入氏著《中國寶卷研究》(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第三編“田野調查研究報告”中。此外,車錫倫還寫有《江浙吳方言區的民間宣卷和寶卷》一文(也收入《中國寶卷研究》),對吳方言區的寶卷文本和宣卷活動之歷史演變、形態面貌、分布情況、發展趨勢等都作了詳細的梳理,是太湖流域寶卷研究的必讀之作。車錫倫對太湖流域寶卷研究是全方位的,后文還將不斷涉及。目前較為成體系的太湖流域寶卷研究專著,主要有陸永峰與車錫倫合作的《靖江寶卷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和《吳方言區寶卷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它們的整體架構和主要內容,大多是車錫倫已有成果的體系化呈現。當然,陸永峰的集萃之功和個人的局部努力也有其亮點。
 
  車錫倫之外,對太湖流域寶卷進行調查研究并形成的成果還有不少。單以常熟一地為限,就有丘慧瑩《江蘇常熟白茆地區宣卷活動調查報告》(臺灣《民俗曲藝》2010年第169期)和《江蘇常熟宣卷活動的新變及其意義》(《石河子大學學報》2017年第2期);余鼎君《江蘇常熟的講經宣卷》(《媽祖與民間信仰:研究通訊2》,臺北: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2);白若思《〈香山寶卷〉的表演與儀式側面——以常熟地區“講經宣卷”活動為例》(臺灣《漢學研究》2015年第3期)和《當代常熟〈香山寶卷〉的講唱和相關儀式》(《常熟理工學院學報》2017年第3期);孫曉蘇《江蘇省常熟尚湖地區“齋天狗”儀式及其相關寶卷作品初探》(《中國寶卷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廣陵書社,2016);等等。其他各主要地區都有多寡不等的調查報告出現,加上各地方政府文化部門編寫的較為通俗的介紹文字以及一些對寶卷文化情有獨鐘的個人文字(比如黃靖先生一人所出關于寶卷的通俗文化書籍就有五六種之多),真可謂琳瑯滿目。
 
  還有一些國外的學者也對這一領域進行了調查,除上文所涉俄裔美國學者白若思(Rostislav-Berezkin,現為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員)之外,美國還有更早的學者涉獵過,像馬克·本德爾(Mark Bender)于2001年就在《亞洲民俗研究》雜志上發表了“A Description of Jiangjing[Telling Scriptures]Services in Jingjiang(《靖江講經記錄》,Asian Folklore Studies,Vol.60,2001)”。另還有日本學者的研究。學藝大學的鈴木健之20世紀末就在車錫倫的幫助下對靖江寶卷進行過調查,撰有論文《生きていた語り物「寶巻」:江蘇省靖江県「做會講経」の場合》(《東京學藝大學紀要》,1994)、《江蘇靖江の語り物「大聖寶巻」と「三茅寶巻」》(《説話伝承學》,1996)等。金沢大學上田望教授多次到江蘇和浙江開展寶卷等田野調查工作,其2008年在金沢大學主持的“日中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成果《蘇州大學図書館蔵寶巻五種》(《金沢大學日中無形文化遺產プロジェクト報告書》第12集,2011)亦頗有價值。此外,慶應義塾大學教授山下一夫領導的課題組成員曾在江蘇吳江等地展開過關于寶卷的田野調查工作;而佐藤仁史團隊也在太湖流域廣泛調查包括寶卷在內的民間文藝和基層社會史,他所領銜編著的《太湖流域社會の歴史學的研究:地方文獻と現地調査からのアプローチ》(太田出為第一編著者,東京汲古書店,2007)、《中國農村の民間藝能——太湖流域社會史口述記錄集》(東京汲古書院,2008)和《中國農村の民間藝能——太湖流域社會史口述記錄集2》(東京汲古書院,2011)均有很高的參考價值,其中最后一本是集中對吳江宣卷情況的調查,尤其值得關注。
 
  雖然成果累累,但通覽全局,我們對相當一部分調查的科學性、全面性尚存疑義,許多報告顯得過于隨意,沒有較為一致的調查思路和方法規則,需要大力改觀。
 
  而從寶卷的搜集整理出版來說,已有的成績也非常喜人,尤其在“非遺”思潮的大力推動下,各地競賽式地紛紛出版大規模的寶卷合集,影響較大的有:吳根元主編《靖江寶卷·圣卷選本》(靖江文化局,2001)、吳根元主編《靖江寶卷·草卷選本》(靖江文化局,2003)、尤紅主編《中國靖江寶卷》(江蘇文藝出版社,2007)、梁一波主編《中國·河陽寶卷集》(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包立本等編《常州寶卷(第一輯)》(珠海出版社,2010)、中共張家港市委宣傳部等編《中國沙上寶卷集》(上海文藝出版社,2011)、俞前主編《中國·同里宣卷》(鳳凰出版社,2011)、車錫倫和錢鐵民主編《中國民間寶卷文獻集成·江蘇無錫卷》(商務印書館,2014)以及常熟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編《中國常熟寶卷》(古吳軒出版社,2015),等等。另外,在美國,由梅維恒和馬克·本德爾合編的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Chinese Folk and Popular Literature(《哥倫比亞中國民間俗文學選集》,Edited by Victor H.Mair and Mark Bende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1)中收入由Qu Liquan和Jonathan Noble翻譯的靖江《三茅寶卷》(San Mao Precious Scrolls)選段。
 
  這些出版物對大大豐富太湖流域寶卷研究的資料數據功不可沒,但質量也參差不齊,有的因過于熱愛本地文化而不免有所夸大。比較共同的問題是,現行出版物大多是對實存的抄本印刷本進行整理編撰后的排印本,這就丟失了許多民間文化的信息,最簡單地說,那些俗字就是方言學的極佳材料。其中只有車錫倫和錢鐵民主編的《中國民間寶卷文獻集成·江蘇無錫卷》才堅持全部影印,故價值最高;后出的《中國常熟寶卷》也在車錫倫的影響下,在出版三大冊排印本之余,精選了一部分底本影印出版。
 
  2.神歌
 
  太湖流域在信仰儀式上演唱神歌是廣泛存在的一項活動。以本人的研究來看,它應該比宣卷活動更加古老,在明代中期即有相關記載,主要盛行于吳方言“太湖片”下屬的“蘇滬嘉小片”。“神歌”一詞只是學界對性質相近之多種形式的一個暫時使用的學術通名,不像“寶卷”那樣是明確的專名,它指向很多地方名稱,比較知名的如江蘇吳江、浙江嘉興桐鄉一帶的“贊神歌”,海鹽一帶的“騷子歌”(“燒紙歌”)等;另有“陽歌”“文書”“唱書”等名稱,通常在民間“做社”“做會”以及家庭“做事”中演唱,具有祀神驅邪的作用,有時也在跨區域的重大神靈廟會上演唱。
 
  對于神歌的調查研究,首先集中于20世紀八九十年代江浙滬民間文學吳語協作區內學者的工作。顧希佳《騷子歌初探》(《民間文學論壇》1983年第3期)、車錫倫《浙江嘉善的宣卷和‘贊神歌’》(《曲苑》第二輯,1986)等可以視為先聲。此后隨著以姜彬為首的“吳越民間信仰和民間文學關系的考察和研究”課題的全面展開,此類調查研究紛紛涌現,比如胡永良《新見海鹽文書抄本述略》(《民間文藝季刊》1989年第2期)、金天麟《浙江嘉善王家埭“齋天”的調查》(《民間文藝季刊》1990年第1期)、張永堯和顧希佳《“祀田蠶”:一種古老的祭祀儀式》(《中國民間文化·稻作文化與民間信仰調查(總第五集)》,學林出版社,1992)、顧希佳和陳宰等《太保與做社》(《中國民間文化·人生禮俗研究(總第七集)》,學林出版社,1992)、袁震《蘇州地區水稻生產中的信仰現象》(《中國民間文化·民間稻作文化研究(總第十集)》,學林出版社,1993)、張玉觀《浙江平湖太保書記略》(《民間文學論壇》1994年第4期)等等,一時蔚為壯觀。其中以顧希佳的調查研究最為突出,他非但持續發表了大量調查報告,甚至像“騷子歌”這一后來被長期使用的專名,也是他寫定的(因而也會受到質疑)。他還竭盡當時所能,對神歌進行了較為全面的研究,于2000年出版了專著《祭壇古歌與中國文化》(人民出版社),被編入“中國文化新論叢書”,這套叢書代表了當時文化研究的前沿水平,影響深遠。該書將神歌文本與儀式的基本面貌展示得比較充分,并從信仰與文藝兩個方面對之進行了頗為詳盡的論述。只是從我們現在的立場來看,在分類上攬入“僮子會”或許不甚恰當,而在信仰與文藝的研究上,可能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21世紀以來,接續神歌調查研究的成果還有一些,甚至出現了幾篇學位論文,比如2008年復旦大學中文系賽瑞琪的碩士論文《文學敘事在民間信仰中的生成、變異與展演形態——以蘆墟劉王廟會為個案》、2012年杭州師范大學音樂學院石鳳的碩士論文《嘉興平湖鈸子書研究》等。日本學者太田出的《太湖流域漁民と劉猛將信仰──宣巻·賛神歌を事例として》(載《中國農村の民間藝能——太湖流域社會史口述記錄集2》)一文,也用到了贊神歌的資料。此階段的研究比20世紀要有更開闊的學術視野,涉及的學科面向也更加多樣,但整體上并未出現實質性的提升,尤其在調查的深度和資料的新鮮度上,未必超越前賢。詳情在后文“跨學科研究”中還會分別述及。
 
  相比于寶卷,神歌研究的最大缺憾是長期沒有公開出版具有規模的作品集。從20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縱然調查所涉神歌作品很多,但具體作品都只在調查報告中作為例子零星出現,而且大多不完整。慶幸的是,近年來已有所改觀,由胡永良主編的《海鹽騷子文書選集》(排印本)、《海鹽騷子文書抄本》(影印本)(西泠印社出版社,2013)為個中翹楚,它收入了41種曲目文本,并將其中品質較好的15冊手抄本單獨予以影印出版,這是非常值得稱道的。只是相比于神歌在民間巨大的蘊藏量,這樣較高質量的出版物還只是冰山一角。
 
  (二)多學科綜合研究
 
  嚴格地說,上述的田野調查和整理出版,也是學術研究不可或缺的一個部分,以下開始進入“專題研究”的范疇。由于信仰類文藝形式本身關涉生活與文化領域的諸多方面,用現在一些較為新穎的概念,或許也可以總稱為“文學人類學”“民間文化研究”等等。需要說明的是,上引車錫倫、顧希佳等人的專著,對下列分述的各面向均有涉及,不再一一介紹。另外,以下內容將把寶卷和神歌合而論之。
 
  1.本體研究
 
  首先是關于各地此類文藝的概貌與歷史研究,前引李世瑜《江浙諸省的宣卷》、車錫倫《江浙吳方言區的民間宣卷和寶卷》之外,相關研究還有李萍《清至民國時期的江南宣卷》(《江蘇地方志》2014年第2期),這是從大范圍著眼的。具體到各個市縣,有桑毓喜《蘇州宣卷考略》(《藝術百家》1992年第3期)、楊秀妹《“常州宣卷”論略》(《常州工學院學報(社科版)》2011年第4期)、蒲云峰《試述海鹽騷子》(《戲劇之家》2014上半年)、李淑如《河陽寶卷研究》(2011年臺灣成功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等論文;還有史琳《蘇州勝浦寶卷》(古吳軒出版社,2010)這樣的專著,至于各地文化部門所出版的公開或非公開出版物就更多了,不備舉。
 
  其次,對于新資料的發現,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仍然是很重要的研究話題,每一次資料的新發現,都會帶來新的認識。這方面車錫倫用力最勤,其《新發現的江浙民間抄本〈古今寶卷匯編〉》(《藝術百家》1995年第3期)、《蘇州地區一個宣卷家族抄傳的寶卷——傅惜華先生舊藏〈陸增魁氏藏寶卷〉》(《民間文化論壇》2016年第4期)可為代表。陳泳超《朱炳國先生新收民國時期洛社寶卷考述》(《文化遺產》2016年第1期)則是對藏書家新收一批寶卷的介紹和鑒定。
 
  再次,關于此類文藝形式(尤其是寶卷)的生產與傳播的研究,也得到了重視。車錫倫《清末民國間常州地區刊印的寶卷》(《民俗研究》2011年第4期)、陸永峰《民間寶卷的抄寫》(《民俗研究》2012年第4期)、劉正平《江浙經坊的發展與民間寶卷的流刊》(《中國社會科學報》,2016-08-30)以及白若思的The lithographic print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aojuan genre in Shanghai in the 1900-1920s:on the question of the interaction of print technology and popular literature in China(preliminary observations)(《上海1910至1920年代石印出版業的發展與寶卷文學形式的變遷:出版業與中國俗文學發展的關系》,《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2011年第1期)等皆是。臺灣彰化大學國文系教授丘慧瑩最近幾年著力于舊上海惜陰書局印行的寶卷研究,2017年度申請成功的中國臺灣科技部門項目“閱讀與宣講——吳地寶卷的編創與流通”,更是此類研究的深化。
 
  另外,關于具體文本的專門研究,理應是一個持續的重點。像車錫倫《讀清末蔣玉真編〈醒心寶卷〉——兼談“宣講”(圣諭、善書)與“宣卷”》(《文學遺產》2010年第2期)、陳泳超《〈太姥寶卷〉的文本構成及其儀式指涉——兼談吳地神靈寶卷的歷史淵源》(《民族文學研究》2017年第2期)等皆是。美國學者梅維恒(Victor H.Mair)與白若思合作的The Precious Scroll of Bodhisattva Guanshiyin from Jingjiang and the Confucian Morality(《靖江〈觀世音寶卷〉與儒家倫理觀念》,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Vol.42,2014)也是這一類成果。日本方面,像鈴木健之《江蘇靖江の語り物「大聖寶巻」と「三茅寶巻」》(《説話伝承學》,1996)、上田望所編《蘇州大學図書館蔵寶巻五種》(《金沢大學日中無形文化遺產プロジェクト報告書》第12集,2011)等也做得相當有水平,后者更是充分發揮了日本學者文本細讀的特長。但是,面對這么豐富的資料,文本研究應該做出更多成績才對,尤其是神歌文類,至今似乎還沒有對單篇作品所做的專精研究;而寶卷和神歌有好多內容是相近的,兩者之間的比較研究也大有發揮空間。
 
  2.文學性研究
 
  此類文藝形式最吸引學者的特質之一,即在于其文學性,尤其是其中敘事性較強的作品,它們要么由本地信仰者匠心獨造,要么就是根據其他各種已有文藝作品進行的加工改造,因此從文學淵源與相互影響方面展開研究者為數甚多。
 
  比較集中的成果首先是對某類經典文學形象的演變研究,研究過程中學者會關注到寶卷等民俗文類。這一研究范式在臺灣及西方學者中很流行,因為那里本身不存在宣卷活動,主要只能依賴各種寫本,但它們都不明確限定在太湖流域,故略過不提。而落實到太湖流域的此類研究有:虞卓婭《〈雷峰塔〉傳奇與〈雷峰寶卷〉》(《浙江海洋學院學報》1999年第4期),2008年復旦大學中文系賽瑞琪的碩士論文《文學敘事在民間信仰中的生成、變異與展演形態——以蘆墟劉王廟會為個案》,則是對神歌與寶卷中的劉猛將文學敘事進行的全面研究。白若思在布拉格《東方雜志》上發表Precious Scroll of the Ten Kings in the Suzhou Area of China:with Changshu Funerary Storytelling as an Example(《〈十王寶卷〉在蘇州地區:以常熟講經為例》,ArchivOrientalni,Vol.84,2016)是對蘇州地區廣泛流傳的《〈十王寶卷〉》的專題討論。日本學者德永彩理的《寶卷による「割股療親」孝行の推進について》(《アジアの歷史と文化》2008年第12期)中也列舉了太湖流域的多種延壽寶卷,從中分析割股療親現象。這方面成果比較集中的是臺灣彰化師范大學國文系的丘慧瑩教授,她接連發表了《民間想象的西王母──以世俗寶卷中的王母為例(《河南教育學院學報》2010年第1期)、《江蘇常熟的龍神傳說初探》(《游藝與研學──唐宋俗文學研究論集》,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3)和《江南的牛郎織女寶卷研究》(《閱江學刊》2011年第1期)等具有一定影響的文章,后者被中國人大復印資料《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2011年第7期全文轉載。
 
  另一類比較多見的是將此類文藝形式與其他文藝門類進行對比或影響研究。陳泳超《故事演述與寶卷敘事——以陸瑞英演述的故事與當地寶卷為例》(《蘇州大學學報》2011年第2期)、白若思Scripture Telling(jiangjing)in the Zhangjiagang Area and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torytelling(《張家港地區“講經”與其跟中國曲藝歷史的關系》,Asia Major 24,part 1,2011)、上海師范大學2012年張靈的博士論文《民間寶卷與中國古代小說》、朱恒夫《論戲曲、宣卷的〈何文秀〉文本空間與時代、地域之關系》(《東南大學學報》2014年第1期)、王定勇《寶卷與道情關系論略》(《文化遺產》2015年第4期)以及韓洪波《淺論寶卷與詞話的關系》(《中國寶卷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廣陵書局,2016)等,從題目中皆可看出其研究方向。這類研究才嶄露頭角,水平參差不齊,但卻具有良好的發展前景。
 
  此外,也有一些文章開始進行文學風格的探討,例如顧希佳《吳越神歌藝術特征初探》(《中國民間文化·吳越地區民間藝術(總第十三集)》,學林出版社,1994)、施王偉《世俗化在贊神歌里的表現》(《嘉興學院學報》2009年第5期)等即是。這類研究更是剛剛起步,有待進一步發展。
 
  3.民間信仰與區域社會研究
 
  20世紀姜彬先生領導展開的攻關項目,留下了許多與文藝形式相關的信仰民俗調查與研究,比如方梅《江浙寶卷中神鬼信仰體系及其內涵淺探》(《東南文化》1993年第3期)、車錫倫和周正良《驅蝗神劉猛將的來歷和流變》(《中國民間文化·稻作文化與民間信仰調查(總第五集)》,學林出版社,1992)、王水《從田神向水神轉變的劉猛將——嘉興連泗蕩劉王廟會調查》(《中國民間文化·民間稻作文化研究(總第十集)》,學林出版社,1993)、金天麟《浙江嘉善縣地方神記略》(《中國民間文化·地方神信仰(總第十八集)》,學林出版社,1995)、陳俊才《太湖漁民信仰習俗調查》(《中國民間文化·稻作文化與民間信仰調查(總第五集)》,學林出版社,1992)、顧希佳《浙江民間信仰現狀芻議》(《浙江社會科學》1995年第5期)等等,可為代表。后來還結集出版了許多專著,由姜彬主編的就有《吳越民間信仰民俗》(前引)、《稻作文化與江南民俗》(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和《東海島嶼文化與民俗》(上海文藝出版社,2005)三本,另有顧希佳《東南蠶桑文化》(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91)、浙江民間文藝家協會編撰的《吳越民俗》(復旦大學出版社,1992)等著作,都大量介紹該區域內民間信仰的基本情況,其中許多現象今天已成絕響,故其成績非常突出,至今仍是最重要的一批參考成果。
 
  此后,信仰與文藝的關聯研究依然持續進行,周凱燕《〈太郡寶卷〉和五通神信仰的變遷》(《常熟理工學院學報》2009年第3期)、鄭土有《信仰:支撐口傳文學傳承的一種內在力量——以江蘇省蘆墟鎮劉王廟“贊神歌”活動為個案》(《山東社會科學》2012年第9期)、孫躍和楊旺生《民間信仰的社會服務功能——以靖江寶卷中儒釋道三教為例》(《綿陽師范學院學報》2015年第7期)、丘慧瑩《鎮祟與治病——吳地宣卷的醫療作用》(《漢學研究》35卷2期,2017年6月)以及陳泳超《〈太姥寶卷〉的文本構成及其儀式指涉——兼談吳地神靈寶卷的歷史淵源》等可做代表。
 
  與此同時,整個吳越地區民間信仰研究已經發展得非常迅猛,出現了許多有宏觀視野和精深研究的代表作,如美國學者韓森著,包偉民譯《變遷之神:南宋時期的民間信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就以浙江湖州等地的信仰個案來說明它與地理環境、經濟發展的關系,在西方漢學界是本領域的開創性著作。又如美國學者萬志英(Richard Von Glahn)的The Sinister Way:The Divine and the Demonic in Chinese Religious Culture(《左道:中國宗教文化中的神與魔》,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則是對江南廣泛流傳的五通神所進行的最全面深入的研究,并與社會歷史勾連起來予以解說。他還發表過The Sociology of Local Religion in the Lake Tai Basin(《太湖盆地民間宗教的社會學研究》,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ed.John Lagerwey.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2004,vol.2)。再如日本學者濱島敦俊著、朱海濱譯《明清江南農村社會與民間信仰》(廈門大學出版社,2008),考證了總管、李王、周神、劉猛將等幾個江南流行廣泛的地方神靈并對神靈的演變機制及其與政治、社會經濟的變化關系等做了非常精彩的研究。中國學者也有大量跟進的研究力作,如朱海濱的《祭祀政策與民間信仰變遷:近世浙江民間信仰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王健的《利害相關:明清以來江南蘇松地區民間信仰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等等。顯然,此類研究的一個總體趨向是:既以信仰為數據資源和基本立場,又拓展深入到基層社會史的方方面面,顯示出宏闊的研究視域。
 
  上述這些研究都與寶卷、神歌等信仰類文藝形式密切相關,像萬志英、濱島敦俊所考訂的諸位地方大神,更是寶卷和神歌的主要唱誦對象。然而在民間文藝研究學界,對區域社會史方面的研究還很不深入。20世紀末21世紀初的那批研究,在談到區域性問題時,習慣于做一些過于宏觀的對比和總結。而現階段的研究,已經逐漸開始深入到社會生活的細節里去發掘其中具體的關聯,這主要體現在前引日本學者佐藤仁史主編的兩本《中國農民的民間藝能:太湖流域社會史口述記錄集》內,其第二本又集中發表了吳江宣卷生活調查的一系列文章。這些文章不單著眼于寶卷文本或儀式本身,而且重視與之關聯的民俗生活,他親自翻譯成中文的文章《宣卷與江南農村的民俗生活——著眼于藝人與客戶之間的關系》(《中國寶卷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廣陵書社,2016),可見一斑。事實上,與這些信仰文藝相關的底層社會生活還有許多值得開掘的領域。因此,站在民間文藝的立場,如何吸收這些信仰研究的前沿成果來開拓更深廣的區域社會視域并產生更有力度的學術業績,已是當下非常迫切的任務了。
 
  4.其他綜合性研究
 
  我們所謂的信仰類文藝資源,大多是說唱藝術,也有一定的戲曲成分,具有綜合性表演藝術的特質,故在演藝方面還有可待發掘研究的內容。
 
  早在20世紀末,音樂研究就已經有所展露,例如喬鳳岐《蘇州宣卷和它的儀式歌》(《中國民間文化·民間文學探幽(總第十五集)》,學林出版社,1994),對絲弦寶卷的音樂特色介紹得比較充分。21世紀以來,這方面已有長足進展。2004年,上海音樂學院戴寧在其博士論文《太湖地區民間信仰音樂研究》中,自覺認識到20世紀末吳越地方的信仰與文藝調查成果豐富,但“獨缺民間信仰的音樂部分”,故特意填補空白,其研究對象主要是“神歌”“禮樂”“宣卷”“俗舞”,其中“神歌”與“宣卷”正是我們聚焦的對象。
 
  關于神歌的音樂研究較少,只有楊海濱和劉燕《吳江龐山湖沈氏堂門神歌演唱探微》(《大舞臺》2011年第4期)、楊海濱《吳江龐山湖沈氏堂門贊神歌演唱探究》(《大眾文藝》2013年第23期)等少數幾篇分量很輕的論文;另外在胡永良《海鹽騷子·文書選集》以及張玉觀《平湖鈸子書》等著作中也有關于音樂方面的簡單說明,可見這方面的研究還沒有真正興起。
 
  但在寶卷方面的音樂研究就比較興盛了。僅史琳一人就有《江蘇太湖宣卷的文化淵源和藝術特征》(《中國音樂》2010年第1期)、《論江南宣卷的音樂文化淵源》(《常熟理工學院學報》2012年第3期)、《蘇州勝浦宣卷研究》(《蘇州大學學報》2010年第4期)、《江南民間傳統宣卷的曲調與曲種價值初探》(《中國音樂》2011年第4期)多篇文章,加上專著《蘇州勝浦寶卷》,她進行的是以勝浦寶卷為中心擴展到整個太湖流域的宣卷音樂研究。而靖江寶卷則有馬韻斐的《象外之象:靖江做會講經儀式之二元解讀》(《藝術百家》2010年第2期)、《靖江做會講經儀式音樂程式與程式之活變》(《南京藝術學院學報》2010年第3期)、馮春霞的博士論文《江蘇靖江講經“佛頭”及其音樂》(南京航空航天大學,2012);同里宣卷則有劉燕的《同里宣卷開放性探微》(《中國音樂》2010年第3期)、《同里宣卷的農村演出市場回暖現況及原因分析》(《中國音樂》2012年第4期),段玉香的《吳江同里宣卷及其曲調研究(一)》(《音樂創作》2014年第5期)、《河陽宣卷及其曲調研究》(《音樂創作》2014年第6期)及與吳絲雨合作的《昆山巴城宣卷及其曲調研究》(《藝術教育》2015年第5期)等。李萍的研究對象主要是無錫宣卷,她的博士論文《無錫宣卷儀式音聲研究——宣卷之儀式性重訪》(上海音樂學院,2012)并不是簡單地調查一下某種信仰文藝的音樂形式,而是從音樂的角度努力發掘其社會文化意義,這與其音樂人類學的專業眼光相符。其后從博士論文中衍生出一系列論文公開發表:《“佛法的腔調”——論無錫宣卷音聲的儀式性特征及信仰核心》(《中國音樂》2014年第2期)、《無錫宣卷儀式的“鄉派”與“城派”》(《歌海》2012年第3期)、《無錫宣卷與寶卷之共生關系探析》(《中國音樂》2015年第1期),所及深度頗為可觀。
 
  此外,還有一些學科門類雖然目前研究不多,但我們以為頗有發展前景——
 
  (1)民間美術。神歌也好、寶卷也好,都跟民間美術有許多關聯,至少它們展演的儀式上都有佛碼一類的神像,也有許多折紙、剪紙、捏作等工藝,至于寶卷的傳統刻印本里,還有許多繡像插圖等等,都是值得關注的對象。相關研究除了在一些書籍中有連帶介紹之外,很少有專門性研究,目前所見,只有白若思的兩篇會議論文:《唐五代敦煌變文和明清兩代寶卷的表演中繪畫功能的比較研究》(《百年敦煌文獻整理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下冊》2010年第8期)、《明初上海出版寶卷插圖本的用途與價值——以〈花名寶卷〉為例》(《中國寶卷生態化保護與傳承交流研討會論文集》,2014),顯然,這一領域還大有作為。
 
  (2)方言研究。寶卷中有許多方言文本,尤其是手抄本,無論流通多廣的卷目,都會被抄手或多或少地夾入一些方言俗語,更有像靖江寶卷以及大部分神歌作品,它們對文本不很倚重,主要以口耳相傳現場發揮為特質,故其口語色彩非常濃烈,是吳方言研究的大好資料。日本學者倉田淳之助很早就發表過《吳語研究書目解說》(《神戶外大論叢》1953第3、4期),選取了41種清代以及民國時期的寶卷作為吳方言研究的材料,其眼光頗為敏銳。但國內的吳方言研究者幾乎從不使用這些信仰文藝資料,只是在各地出版的寶卷、神歌集子后面附上一些方言俗字表。本人目力所及,只有滕華英《〈中國靖江寶卷〉中“官”字俗語的民間政治文化分析》(《民俗研究》2014年第1期)一文是以這類文本資料研究專門字詞的,但并非正式的語言學研究。這樣的格局不免讓人頗感遺憾,理應有所改觀。
 
  5.現狀與政策研究
 
  21世紀以來,隨著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以及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化,傳統的民間信仰及其所依附之文藝資源都出現了程度不等的變化。中國政府自2003年以后逐漸掀起的“非遺”保護思潮,則對此進程發生了正反兩面極大的干預作用,這些傳統的存續現狀以及相關的保護策略,已經引起眾多學者的高度關注。車錫倫就寶卷與“非遺”政策發表過許多有識之見,比如《“非遺”民間寶卷的范圍和寶卷的“秘本”發掘出版等問題——影印《常州寶卷》序》(《河南教育學院學報》2011年第1期)、《什么是寶卷——中國寶卷的歷史發展和在“非遺”中的定位》(《民族藝術》2016年第3期)等,對“非遺”評選中針對寶卷的不合理現象提出尖銳的批評和改進的思路。其他相關文章有:謝小娟《新時期民間文學類“非遺”的傳播策略分析——以江蘇省國家級“非遺”項目為例》(《藝術百家》2014年第1期)、陶思炎《論靖江寶卷的文化價值與保護方略》(《民族遺產》第2輯,2009年第7期)、劉燕《同里宣卷的農村演出市場回暖現況及原因分析》(《中國音樂》2012年第4期)、徐國源和谷鵬《田野筆記:蘇州宣卷存續現狀的調查與思考》(《東吳學術》2016年第6期)、陸益和陸永峰《當代蘇州宣卷的傳承與保護》(《學理論》2016年第7期)、陳泳超《無為即保護:論民間俗信文藝的保護策略——以常熟地區宣卷活動為中心》(《石河子大學學報》2017年第2期)等。相比于宣卷,神歌方面的文章就顯得很少,只有楊海濱針對他一直關注的吳江龐山湖沈氏堂門的神歌發表過幾篇與人合作的簡短文章而已。至于各地政府文化部門發表的各種工作報告以及出版物等為數眾多,但學理性不強,暫可不提。
 
  綜上,太湖流域民間信仰類文藝資源蘊藏豐富、內涵深廣,既有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線索和調查成果,為這一領域的持續發展,搭建了一個良性平臺。作為現時代的繼任者,我們要在進一步科學、深入調查的基礎上,站在時代學術的前沿,進行多學科的交叉研究,以期獲得足以與世界學術對話的、更有創造力的學術成果。
 
本文發表于《常熟理工學院學報》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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