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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奧斯曼主義”:歷史嬗變與影響
發布時間: 2020/2/8日    【字體:
作者:張向榮
關鍵詞:  奧斯曼帝國 新奧斯曼主義  
 
 
摘要:“新奧斯曼主義”肇始于厄扎爾時期 (19831993年) , 成型于正義與發展黨執政以后 (2002年至今) 。兩個階段的“新奧斯曼主義”既有緊密聯系, 又有較大差異。土耳其國內外的學者對“新奧斯曼主義”有不同的看法。從正發黨的第三個任期開始, “新奧斯曼主義”在土耳其國內政治和對外政策方面都出現異變, 謹慎、理性的“新奧斯曼主義”逐漸演變為狂熱、冒進的“新奧斯曼主義”。“新奧斯曼主義”在土耳其社會中存在深厚的土壤, 它在土耳其政治和外交中的影響絕不會輕易消失。
 
近年來“新奧斯曼主義” (Neo-Ottomanism) 成為國內外媒體和學者頻繁提到的一個詞匯, 往往用來特指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 (以下簡稱“正發黨”) 政府的外交理念和外交路線。不過, “新奧斯曼主義”這一概念早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就已經出現, 當時用來指代厄扎爾政府的內政和外交政策。有學者指出正發黨政府提出了“新奧斯曼主義”的外交政策, 這種說法有待商榷, 因為正發黨從來沒有提出名為“新奧斯曼主義”的外交戰略或者外交政策, 其領導人埃爾多安和達武特奧盧多次反對外界將其外交政策稱為“新奧斯曼主義”。也有學者在文章中談到“新奧斯曼主義”用來論述正發黨親近中東、疏遠西方的伊斯蘭化的外交傾向, 其實是將“新奧斯曼主義”等同于“伊斯蘭主義”。巴爾干國家的部分學者則將土耳其任何介入國外事務的政策稱為“新奧斯曼主義”。此外, 那些用“新奧斯曼主義”來表述正發黨對外政策的學者對于這一政策的具體內容也有不同的看法。對這一概念的理解不同、指代的含義不同, 造成了這一詞匯在使用中出現了認知上的混亂和邏輯上的矛盾。本文將對“新奧斯曼主義”這一概念進行辨析, 分析其歷史淵源及演化過程, 并探討它對當代土耳其國內政治和對外政策的影響。
 
一、“新奧斯曼主義”的概念辨析
 
“新奧斯曼主義”并非一個新詞, 戴維德·巴查德 (David Barchard) 1985年首次提出這一詞匯, 用來指代時任土耳其總理圖爾古特·厄扎爾 (Turgu Özal) (1) 在80年代中后期迥異于凱末爾主義的經濟改革和外交理念。 (2) 凱末爾·卡爾帕特 (Kemal Karpat) 則認為“新奧斯曼主義”這一術語最早是在1974年土耳其軍隊出兵塞浦路斯后被希臘媒體用來譴責土耳其對外政策中的擴張傾向, (1) 因而是一個明顯帶有貶義的詞。媒體和學術界廣泛使用這一概念是在20世紀90年代冷戰結束以后, 特別是在21世紀初期正發黨在土耳其執政以后。格雷厄姆·富勒 (Graham Fuller) 在1992年將“新奧斯曼主義”解釋為“重新恢復的對前奧斯曼帝國統治區域及當地穆斯林的關注和興趣” (2) 。也有學者認為“新奧斯曼主義”一詞是由堅吉茲·錢達爾 (Cengizandar) 提出來的。 (3) 堅吉茲·錢達爾曾擔任厄扎爾的政策顧問, 對厄扎爾的“新奧斯曼主義”路線有重要影響, 1993年他在接受《華盛頓郵報》采訪時說:“凱末爾主義使土耳其孤立自守, 現在是時候重新思考這一政策了” (4) 。
 
1993年, 厄扎爾突然去世, “新奧斯曼主義”失去動力, 這一詞匯很少再見諸報端。正發黨執政后, 這一概念重新被學者和媒體采用, 并引發了一場爭論。但不管是厄扎爾、還是正發黨的領導人從來不使用這一詞匯, 擔心會給外界造成“帝國主義”和“擴張野心”的印象。達武特奧盧多次明確反對“新奧斯曼主義”這一提法, 2009年, 他在接受采訪時說, “我們從來沒用過這個詞, 這一術語從來就不是一個善意的詞匯” (5) ;2011年他再次強調“新奧斯曼主義是一個別有用心的詞匯……我不是一個新奧斯曼主義者, 事實上不存在這樣的政策” (6) 。不過, 將“新奧斯曼主義”作為理解厄扎爾和正發黨政治外交理念的框架是有價值的。總體來說, 厄扎爾時期 (1983~1993年) 是“新奧斯曼主義”形成的第一個階段, 而正發黨執政以來 (2002年至今) 是“新奧斯曼主義”的第二個階段;厄扎爾和達武特奧盧是影響“新奧斯曼主義”形成和發展的兩個關鍵人物。要理解“新奧斯曼主義”, 有必要追溯到“奧斯曼主義”并考察其內涵及影響。當然, 本文主要探討它對后來的“新奧斯曼主義”產生直接影響的思想元素。
 
二、帝國的衰落與“奧斯曼主義”
 
從18世紀開始, 奧斯曼帝國逐漸衰落, 與開啟了工業化進程的歐洲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 土耳其國內有識之士認識到實行西方化改革勢在必行。1839年, 帝國頒布《坦齊馬特法令》, 開啟了著名的“坦齊馬特改革”, 其中有一項法令首次規定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這在奧斯曼帝國歷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成為“奧斯曼主義”的雛形。 (7) 19世紀60年代奧斯曼帝國出現了一批重要的思想家, 他們意識到“坦齊馬特改革”的種種問題, 提出了新的解決方案, 要求限制蘇丹的權力, 建立議會。他們組建了一個秘密的政治社團, 名為“愛國聯盟”, 也稱“青年奧斯曼黨”, 凱末爾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他試圖探索一種將伊斯蘭教與民主制相融合的制度, (1) 這在后來成為土耳其“伊斯蘭民主”的濫觴。凱末爾可謂“奧斯曼主義”的真正奠基人, 他明確提出, 居住在奧斯曼帝國境內的人, 無論何種信仰和語言, 都是奧斯曼人, 有學者將這一思想稱為“奧斯曼主義”。 (2) 凱末爾強調伊斯蘭作為愛國主義的基礎, 但并未將非穆斯林排除在奧斯曼共同體之外, 在他看來, 宗教、語言、族群的多元共存并非奧斯曼國家形成的障礙, 而有效的教育是解決問題、減少文化差異的關鍵, 可以在年輕人中間激發愛國主義。(3) 這種“奧斯曼主義”后來逐漸被奧斯曼政府接受, 成為一種官方哲學和主流意識形態, 對1876年憲法的頒布產生了直接影響。
 
需要注意的是, “奧斯曼主義”是奧斯曼帝國晚期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們為擺脫內憂外患的局面而提出的, 是為了在理論和意識形態上對抗巴爾干和阿拉伯地區快速興起的各種帶有分離傾向的民族主義。凱末爾·卡爾帕特認為“奧斯曼主義”可以界定為“奧斯曼政府試圖用單一的公民身份作為普遍的政治認同來實現所有奧斯曼臣民的平等和團結, 取代他們在信仰、種族和語言方面差異的思想和行為”, 主要目的是“將蘇丹統治下的臣民轉化為近代意義上的公民” (4) , 奧斯曼主義的實質是奧斯曼帝國框架下的民族主義, 試圖通過奧斯曼“國族”的建構使這種新的政治認同置于宗教、種族和部落認同之上;但在實際運作層面, 在不同的宗教、族群發生沖突時, 中央政府并未保持中立, 而是明顯偏向穆斯林和土耳其族。 (5)
 
事實證明, “奧斯曼主義”不但沒有彌合帝國境內不同宗教、種族的差異和裂痕, 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各種矛盾, 甚至使彼此的沖突更早地爆發。基督徒將“奧斯曼主義”視為鞏固和擴張穆斯林權力的一種手段, 而穆斯林認為“奧斯曼主義”中的世俗主義傾向會削弱他們的文化自治傳統, 甚至懷疑政府要放棄伊斯蘭教在帝國享有的尊崇地位。 (6) 正是由于“奧斯曼主義”的內在困境, 奧斯曼官方往往根據不同的聽眾, 對奧斯曼主義作出不同的解釋。 (7) 如果說1912年塞爾維亞人、保加利亞人、希臘人等非穆斯林發起的巴爾干戰爭重創了奧斯曼主義, 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穆斯林同胞——阿拉伯人的“反叛”則徹底擊碎了奧斯曼共同體的幻夢, 證明了這種強行將各民族粘合在一起的奧斯曼主義在新興的民族主義大潮面前是多么不合時宜。青年土耳其黨 (1908~1918年) 和凱末爾主義者以穆斯林為基礎建構了新的土耳其民族主義來取代“奧斯曼主義”。 (8)
 
土耳其民族主義與“奧斯曼主義”既有本質的差別, 也存在一定的聯系。“奧斯曼主義”是奧斯曼帝國框架下的一種特殊的民族主義, 是青年奧斯曼人試圖對抗帝國境內非穆斯林群體帶有分離傾向的民族主義而提出的, 仍然是一種傳統的臣民概念;而土耳其民族主義是為構建一種新的政治實體認同, 挽救國家危亡, 后來被凱末爾主義者所繼承和發展, 具備了現代意義上的“公民”內涵。“奧斯曼主義”雖賦予了非穆斯林群體在法律上的平等權利, 但其基礎仍然是伊斯蘭認同;而土耳其主義則放棄了帝國外衣, 本質上與巴爾干民族主義一樣, 是一種以單一種族為核心的民族主義, 但由于其社會的特殊性, 伊斯蘭認同仍然是土耳其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重要組成部分。
 
“奧斯曼主義”帶有理想主義色彩, 主張以國家的力量創造一個奧斯曼民族, “賦予奧斯曼民族一個統歸于單一國家的新的民族性, 有點類似于美利堅民族” (1) 。而凱末爾的民族主義采取現實主義態度, 由于國家實力所限, 構建以安納托利亞為中心的國族, 將“土耳其人”嚴格限定在土耳其現有疆域內。凱末爾拒絕一切脫離實際的“泛突厥主義”“泛伊斯蘭主義”。凱末爾主義者將奧斯曼的遺產視為負擔和包袱, 認為土耳其和其他巴爾干國家一樣, 是一個新生的國家, 也是奧斯曼帝國統治的受害者, 試圖在處理與周邊國家關系時擺脫奧斯曼的負面影響。
 
三、冷戰變局與厄扎爾時期的“新奧斯曼主義”
 
20世紀八九十年代國際和國內環境的變化為厄扎爾的“新奧斯曼主義”提供了土壤。從國際環境和地緣格局來講, 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后, 土耳其周邊地緣環境發生了劇烈的變化。長期以來被土耳其視為主要安全威脅的蘇聯消失, 俄羅斯實力大幅縮水, 土耳其的安全環境得以緩解。新出現的中亞五國都是穆斯林為主的國家, 除塔吉克斯坦外, 其他四國都屬于突厥語族國家, 在族源和語言方面與土耳其存在較深的聯系, 對土耳其有著天然的親近感。從蘇聯獨立出來的外高加索三國—格魯吉亞、亞美尼亞、阿塞拜疆成為俄羅斯和土耳其之間新的地緣屏障和緩沖地帶。更重要的是, 從阿塞拜疆經里海到中亞形成了一條完整的突厥語族國家帶, 這對于土耳其來說是前所未有的地緣現實和戰略機遇。以厄扎爾為代表的一批政治家、學者認為土耳其正面臨著四百年來未有之機遇, 在新形勢下土耳其應該具備“帝國視野”并尋求在原奧斯曼統治地區的領導權。 (2) 厄扎爾一方面利用伊斯蘭教和共同的歷史文化積極發展與原奧斯曼統治區域國家的關系, 另一方面他的視野突破了奧斯曼帝國的領土框架, 遠及中亞和中國新疆。厄扎爾等人的一些言論, 如“從亞得里亞海到中國的長城的突厥世界”“下個世紀是土耳其人 (突厥人) 的世紀”, 清楚地表明了土耳其“新奧斯曼主義”的狂熱和躁動。
 
20世紀八九十年代土耳其的經濟和社會結構發生了顯著的變化。1983年擔任總理的厄扎爾在國內推行一系列的經濟和政治改革, 推動了土耳其經濟的恢復和增長, 在國內外贏得了很高的聲望。 (3) 經濟自由化改革和對媒體管制的放松創造了相對寬松的政治環境, 土耳其國內各種社會思潮空前活躍。上世紀80年代以來, 土耳其東南部的庫爾德人分離運動愈演愈烈, 庫爾德問題上升為土耳其國內政治中的主要議題。土耳其社會出現了反思凱末爾主義的思潮, 有人認為凱末爾在1922年廢除哈里發引發了庫爾德人的反叛, 凱末爾“一個民族, 一個國家”的民族主義建構使得傳統聯結庫爾德人的宗教紐帶消失。他們主張重新審視奧斯曼遺產, 試圖從歷史中尋求一種類似于奧斯曼帝國時期可以讓不同族群普遍接受的共同認同。
 
在國內政治層面, 厄扎爾試圖用“新奧斯曼主義”解決土耳其國內社會不同群體多元認同的緊張關系;在對外關系方面, 則以“新奧斯曼主義”為武器, 在鞏固與西方關系的同時, 積極增強在中東伊斯蘭國家、中亞突厥語族國家中獨特的影響力, 追求土耳其的大國地位。從國內政治和對外政策兩個維度來說, 厄扎爾的“新奧斯曼主義”有如下特點:
 
1.重新思考宗教與國家的關系
 
凱末爾將宗教置于國家的控制和監督之下, 清除宗教對政治的影響, 并嚴格限定伊斯蘭教在社會中的活動范圍, 最終目的是與歐洲文明接軌, 實現國家的現代化。厄扎爾的“新奧斯曼主義”在國內層面上最重要的特征是重新思考宗教和世俗國家的關系, 認為宗教是土耳其社會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應該給伊斯蘭教更多表達的權利, 而伊斯蘭教并不是必然反西方的。 (1)在厄扎爾等人看來, 土耳其應該在傳統社會與現代化變革之間走第三條道路, 既不拒絕變革、也不盲目地接受西方化, 他們辯解說不是要挑戰凱末爾遺產、也不是要伊斯蘭化, 而是在新形勢下對凱末爾世俗主義的一種修正。
 
2. 重新看待“奧斯曼遺產”
 
凱末爾主義者認為奧斯曼的政治體制和宗教文化導致土耳其的落后和腐敗, 為融入歐洲文明體系, 凱末爾強力推動宗教和文字改革, 從文化和語言上切斷與伊斯蘭世界的關系。厄扎爾則主張重新對待奧斯曼遺產, 他將奧斯曼的歷史視為土耳其加入“西方俱樂部”的優勢而非負擔。作為一個虔誠的穆斯林, 厄扎爾與土耳其不同時期的伊斯蘭運動都有密切的聯系。據說他是納克什班迪教團的成員, 曾經參加埃爾巴坎創立的伊斯蘭政黨救國黨, 也是居倫運動的支持者。 (2) 厄扎爾說:“作為奧斯曼帝國的繼承者, 正如在帝國時代那樣, 我們能夠維持一種超越種族差異的文化和政治認同, 我相信伊斯蘭是構成這種認同的最重要的部分。” (3) 在對外關系層面, 厄扎爾強調奧斯曼遺產和伊斯蘭文化作為土耳其軟實力的來源, 以此增強土耳其的國際地位。在他看來, 奧斯曼帝國的統治給中東、巴爾干等動蕩地區帶來了史上時間最長的和平。 (4) 他還提到奧斯曼帝國宗教和文化的多元性, 他認為奧斯曼的政治文化系統可以成為20世紀土耳其完美的模式。他說“在波斯尼亞、科索沃、阿塞拜疆、哈薩克斯坦, 我們看到與阿拉伯國家完全不同的伊斯蘭———突厥化的伊斯蘭、更加溫和的伊斯蘭, 一種適合自由主義和民主的伊斯蘭”, 以此強調奧斯曼和土耳其模式的特殊性和優越性。
 
3. 改變對西方和西方文明的看法
 
有人認為凱末爾代表了土耳其的共和主義, 而厄扎爾則是土耳其自由主義的代表。1950年, 厄扎爾從伊斯坦布爾技術大學電力工程專業畢業, 受過系統的高等教育, 有在美國生活的經歷, 對美國的自由主義非常推崇, 認為美國的成功源于自由主義, 而奧斯曼帝國與美國都是多元文化的“熔爐”, 具有相似的政治結構———民族、經濟、文化、宗教方面的多樣化。 (5) 厄扎爾對西方的看法與凱末爾主義者不同。凱末爾將歐洲視為文明和現代化的唯一標桿, 推行激進的西方化改革, 認為這是保證土耳其國家生存的唯一選擇;厄扎爾則認為土耳其的落后在于缺乏自由主義和科學思維, 但這并不意味著要在伊斯蘭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間進行選擇, 土耳其不是必須經歷歐洲的啟蒙運動, 可以直接采用西方文明的成果。 (1) 凱末爾推行西方化改革, 但并不代表他在內心信任和親近西方國家;相反, 凱末爾主義者對歐洲大國一直懷有強烈的警惕和不信任感, 總是懷疑西方冠冕堂皇的話語背后真實的意圖, 警惕西方支持土耳其國內的分離勢力、干涉土耳其內政, 最終達到分裂土耳其的目的。而厄扎爾的個人經歷和他執政期間土耳其的經濟成就和國家實力的增強使其對西方更為信任, 他認為只有與西方整合, 才能保證土耳其的安全。1987年, 厄扎爾政府提交了加入歐共體的申請, 他認為世俗的、多元的文化已經在土耳其扎根, 加入歐共體會進一步促進土耳其的民主化, 他強調歐洲的多元化, 努力使歐洲人接受土耳其是歐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即歐洲的穆斯林的觀念。
 
4. 積極的干涉主義與大國雄心
 
凱末爾主義者恪守凱末爾“國內和平, 世界和平”的信條, 一直避免介入周邊國家的內部事務。厄扎爾公開批評這種政策, 認為面對前所未有的國際機遇, 凱末爾主義顯得太過保守, 他說“事情已經發生變化……土耳其應該拋棄之前消極、遲疑的政策, 采取積極的政策” (2) 。海灣戰爭結束以后, 厄扎爾以伊拉克庫爾德人的保護者自居, 針對薩達姆政府在伊拉克北部對庫爾德人的鎮壓活動, 他說“東南部 (土耳其) 的人是我們的兄弟, 伊拉克北部地區的人是他們的兄弟, 那也應該是我們的兄弟……土耳其在過去忽略了伊拉克北部發生的事情, 我們說那是我們國界以外的事情, 與我們無關。這種政策必須改變。土耳其的新政策應該是如果巴格達在那兒進行另外一場暴行, 我們將反對” (3) 。他暗示唯一能在中東解決庫爾德問題的方案是組成土耳其、敘利亞、伊拉克之間的聯邦。對于保加利亞對境內土耳其人的同化和迫害政策, (4) 厄扎爾威脅要進行軍事干涉。他在波黑危機中的態度最能反映厄扎爾時期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轉向。土耳其努力說服北約介入南斯拉夫內戰, 以保護波黑的穆斯林。1993年2月13日, 厄扎爾在伊斯坦布爾參加了針對波斯尼亞危機的示威游行, 以抗議塞族對穆斯林的“暴行”。厄扎爾的政策改變了土耳其建國以來不介入周邊國家國內政治的傳統。
 
大國雄心和追求大國地位是厄扎爾時期“新奧斯曼主義”的另一個重要特點。厄扎爾提出了“再造一個偉大的土耳其”的口號。他將新出現的突厥語族國家視為土耳其的戰略依托, 試圖通過經濟和文化手段確立在突厥語系國家中的領導地位。厄扎爾宣稱土耳其的發展模式和政治體制比俄羅斯、伊朗、沙特更適用于中亞國家。厄扎爾頻繁出訪突厥語系國家, 與這些國家簽署了一系列涉及經濟、貿易、教育、衛生、文化等各領域的合作協議, 向這些國家提供了4億美元的經濟援助和70億美元的貸款。 (5) 土耳其外交部設立了專門處理與中亞和高加索國家關系的新機構。除了官方活動外, 厄扎爾積極鼓勵土耳其企業、社會組織、宗教團體進入中亞, 土耳其在中亞的公共外交空前活躍。
 
四、正發黨執政以來“新奧斯曼主義”的演進與異變
 
2002年, 正發黨執政以來, 土耳其對外政策呈現出“范式”轉換, 很多學者將其外交政策稱為“新奧斯曼主義”。正發黨的“新奧斯曼主義”與厄扎爾時期的“新奧斯曼主義”一脈相承, 可以說是厄扎爾“新奧斯曼主義”在新的國際環境和國內形勢下的發展和演化。兩個階段的“新奧斯曼主義”都主張重新看待和評價奧斯曼遺產, 都試圖從奧斯曼歷史、制度、文化和經驗中尋求適用的工具, 以解決當代土耳其在國內和國際上面臨的困境和問題。厄扎爾時期“新奧斯曼主義”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外交和對外關系層面, 正發黨的“新奧斯曼主義”不但體現在對外政策領域, 而且具有了政治和社會維度, 在土耳其政治和社會中同樣影響巨大。
 
一般認為, 達武特奧盧 (1) 是正發黨外交路線的主要設計師。在其著作《戰略縱深:土耳其的國際地位》 (Strategik Derinlik, Turkiye’nin Uluslararasi Konumu) (以下簡稱《戰略縱深》) (2) 一書中, 集中闡述了他對土耳其國際地位和外交戰略的思考。其核心觀點:一國在國際上的價值是以其地緣位置和歷史縱深為基礎的, 基于土耳其獨特的地緣位置和奧斯曼帝國的繼承者這一歷史遺產, 土耳其可以成為國際體系中有分量的大國;土耳其與巴爾干、中東乃至中亞存在文化聯系和共同的歷史, 土耳其傳統的政策忽視了這些對于土耳其有戰略意義的地區, 應該重點發展與這些地區的關系, 以增進土耳其的影響力。
 
隨著達武特奧盧從學者向政策顧問、外交家、政治家的角色轉變, 他在一些問題上的觀點和言論不可避免地出現前后不一致乃至相互矛盾的情況, 因而必須綜合考察其外交理念和正發黨的對外政策。達武特奧盧的“戰略縱深主義”是對厄扎爾時期“新奧斯曼主義”的繼承和發展, 正發黨的“新奧斯曼主義”有了新的表現和特征。
 
1.利用奧斯曼遺產, 積極介入地區事務
 
凱末爾主義者將國家安全和維護國家統一視為對外政策的首要目標, 將“土耳其人”嚴格界定在土耳其現有疆界內, 切斷與奧斯曼帝國在歷史上的聯系, 避免介入周邊國家的內部事務。厄扎爾反對割裂與奧斯曼的歷史聯系, 但仍然堅持西方化導向, 他認為奧斯曼遺產是土耳其獨特的優勢, 是加強與西方聯系的重要資產。達武特奧盧將奧斯曼遺產視為土耳其國家軟實力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認為恰當運用奧斯曼的歷史和遺產是土耳其參與地區事務的優勢。他在《戰略縱深》中談到巴勒斯坦問題時, 斷言“不利用奧斯曼‘檔案’, 這一地區的政治問題就無法解決” (3) 。達武特奧盧突出了奧斯曼遺產中的伊斯蘭因素, 認為凱末爾主義者過分依賴西方, 對海外土耳其人和穆斯林的命運漠不關心, 主張土耳其在對外關系中有更多自主性和獨立性, 強調土耳其作為奧斯曼帝國的天然繼承者, 對海外土耳其人和穆斯林具有保護的責任。
 
達武特奧盧認為土耳其應該放棄保守、怯懦的外交政策, 積極介入地區乃至全球事務。他認為冷戰以后土耳其面臨著與19世紀的奧斯曼帝國類似的形勢:國際體系中國家間權力的重新配置;尋求新的政治認同以應對上升中的民族主義;新思想與傳統價值之間的平衡;整合進入歐洲體系 (維也納協調與歐盟) ;與超級大國 (英國和美國) 的協調。 (4) 他強調在國際和國內新形勢下, 土耳其處在東西方之間這一地緣位置, 就是可以兼顧東西, 因而要改變冷戰期間完全倒向西方的戰略, 實行更為平衡的政策。
 
2. 不甘于“橋梁”國家的定位, 力圖做中心國家
 
凱末爾建國以來, 土耳其將自身定位為歐洲的一部分, 強調自己歐洲國家的身份認同。達武特奧盧認為奧斯曼帝國是一個在文化上多元化、地緣上涵蓋多個地區的帝國, 土耳其作為奧斯曼帝國的繼承者不應該做歐亞之間的橋梁國家, 而應該做亞洲、歐洲和非洲之間的中心國家, 成為原奧斯曼統治區域的領導國家。在《戰略縱深》一書中, 他將“橋梁”國家劃分為兩類, 有強烈的認同和自信的國家和沒有自信、遵循實用主義的國家, (1) 并暗指土耳其應該屬于前一種。在2008年接受采訪時, 他說處于西方和伊斯蘭世界之間的土耳其既不應該做“橋梁”國家, 也不應該做“前沿”國家, 更不應該做普通國家, 而應該做中心國家。 (2)
 
達武特奧盧將土耳其視為地區乃至世界政治的中心, 認為土耳其的地緣位置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 他說如果世界有一個中心點, 那就是伊斯坦布爾。他批評凱末爾主義者沒有意識到土耳其深厚的歷史和獨特的地理空間優勢。按照他的觀點, 地理縱深是歷史縱深的一部分, 土耳其既是黑海國家又是地中海國家、既是亞洲國家也是歐洲國家、既是中東國家也是高加索國家, 這種地理縱深使土耳其處于多個地緣政治影響的中心。在中東、黑海、高加索, 土耳其應該利用其歷史和地緣提高在國際上的地位。相比厄扎爾的以融入西方為目標, 達武特奧盧和正發黨追求更為宏大的目標, 試圖成為中心國家和全球性角色。
 
3. 開展積極、多維外交和調解外交
 
厄扎爾雖然主張積極發展土耳其與伊斯蘭國家的關系, 但仍然堅持以西方作為土耳其主要的戰略方向, 認為歐盟在很多方面需要土耳其, 所以遲早要接納土耳其。達武特奧盧則認為歐盟不會真心接納土耳其, 歐盟希望與土耳其維持一種特殊伙伴關系, 因而土耳其不能消極地在歐盟的大門之外等待, 而應該利用地緣優勢, 采取一種真正的多維外交。 (3) 土耳其應該采取積極的、建設性的政策, 為周邊地區提供秩序、穩定和安全。達武特奧盧批評之前的政府對“伊斯蘭會議組織”的消極態度, 在正發黨的積極活動下, 2004年首次由土耳其人擔任“伊斯蘭會議組織”的秘書長。土耳其全面加強與俄羅斯在政治、經濟、能源和軍事領域的合作, 更不顧西方的強烈反對承認哈馬斯, 加強與蘇丹、敘利亞、伊朗等西方眼中的“無賴國家”的接觸與合作。
 
達武特奧盧認為土耳其多元的文化和文明背景適合在國際爭端中承擔調解者的角色。 (4) 2010年, 土耳其與芬蘭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起“和平調解”的倡議, 并推動“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設立了調解地區沖突的機構“調解小組之友”。 (5) 土耳其調解外交的范圍遍及中東、巴爾干和中亞, 在地區沖突中積極充當調和者角色, 如在敘利亞和以色列之間斡旋調解, 在塞爾維亞、波黑、克羅地亞之間調解, 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間調解。土耳其還積極參與一些國家內部問題的調和, 如在伊拉克、黎巴嫩、吉爾吉斯斯坦國內政治派別之間進行調解。調解外交成為正發黨時期“新奧斯曼主義”區別于厄扎爾時期的另一個重要特征。
 
4. 正發黨“新奧斯曼主義”的異變
 
在正發黨的前兩個任期內, 正發黨在推進國內民主化方面取得重要進展, 達武特奧盧提出的“鄰國零問題”外交也取得了實質性成果, 土耳其有效改善了與所有鄰國的關系, 與中東、巴爾干、高加索等周邊地區國家的關系處于歷史最好水平。然而, 從正發黨的第三個任期開始, 特別是“阿拉伯之春”爆發以來, 土耳其的內政和外交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達武特奧盧說“民主社會是土耳其主要的軟實力……可以成為中東國家的榜樣” (1) , 但是埃爾多安的威權主義傾向和專斷作風破壞了正發黨黨內民主、團結的氣氛, 包括阿卜杜拉·居爾在內的一批元老被清洗, 正發黨日益成為埃爾多安的一言堂。 (2) 另外, 正發黨利用國家權力在國內政治中壓制反對黨, 加強對媒體的管制, 借未遂政變排除異己, 土耳其的民主遭到嚴重破壞。正發黨執政前兩個任期曾采取了一些安撫庫爾德人的政策, 試圖通過文化多元主義和伊斯蘭紐帶解決庫爾德問題, 承認庫爾德人文化、語言方面的權利, 庫爾德問題有所緩和。隨著地區局勢和國內形勢的變化, 正發黨對國內庫爾德人的政策重新走向強硬, 土耳其東南部自2015年7月以來再燃戰火。 (3)
 
“新奧斯曼主義”在對外政策層面也出現異變, 謹慎、理性的“新奧斯曼主義”逐漸演變為狂熱、冒進的“新奧斯曼主義”, 埃爾多安的政策目標超出了土耳其的國家實力, “新奧斯曼主義”中意識形態的成分凸顯, 逐漸置于國家利益之上, 而外交服務于國內政治的傾向也越來越明顯。有學者批評埃爾多安在國內搞獨裁、反民主, 但在國際上、特別是在中東卻推行所謂的“民主化”外交, 支持敘利亞、埃及反政府勢力。正發黨曾經將土敘關系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兩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和免簽協議, 然而敘利亞危機爆發以來, 出于對國際形勢的誤判, 土耳其冒險介入敘利亞內戰, 兩國關系跌入歷史低谷。恐怖主義、難民危機等敘利亞問題的溢出效應最終危及土耳其自身的安全和穩定, 2016年發生“7·15”軍事政變以后, 土耳其在內政和外交方面都陷入困境。如果說帝國視野和文化多元是“新奧斯曼主義”的兩根支柱, 隨著正發黨執政地位的日益穩固, 無論是在國內政治還是在對外政策中, “新奧斯曼主義”強調“文化多元和共存”的一面黯然褪色, 而“帝國視野和大國野心”和強調“伊斯蘭世界的團結”的一面則日益突出。
 
五、余論
 
“新奧斯曼主義”肇始于20世紀80年代厄扎爾執政時期, 成型于21世紀正發黨執政以后, 與奧斯曼帝國晚期出現的“奧斯曼主義”存在一定的歷史聯系:二者都試圖解決分裂性民族主義帶來的國家認同危機, 并構建一種新的共同體的合法性秩序;都宣揚奧斯曼 (土耳其) 的特殊性和優越性, 試圖在傳統和現代之間尋找一條新的道路;都強調奧斯曼時期不同種族、宗教和文化群體在同一種實體內和平共處的歷史。“奧斯曼主義”著眼于解決奧斯曼帝國晚期的內部危機, 以救亡圖存為目標, 是一種帶有防御性的政治思想;“新奧斯曼主義”反對凱末爾主義者割裂與奧斯曼帝國的聯系, 主張回溯到奧斯曼的歷史傳統和經驗解決當代土耳其的認同危機, 重建土耳其的大國地位和地區影響, 雖然也有國內政治的含義, 但更多的是一種外交理念。“新奧斯曼主義”在土耳其國內政治中的含義是明確的, 也沒有貶義, 其內容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第一, 重新理解凱末爾的世俗主義, 給伊斯蘭教提供更多的政治和社會空間;第二, 修正凱末爾“一個民族, 一個國家”的民族國家概念, 主張文化多元化, 給庫爾德人更多的自治和表達的權利。但是, 作為一種外交政策的“新奧斯曼主義”, 其含義和內容似乎是含混不清、變動伸縮的, 往往被視為一個帶有貶義的詞匯。考察從厄扎爾到埃爾多安兩個階段“新奧斯曼主義”的演化和特點, 我們不難發現其中存在很強的連續性和共性:都將中東、巴爾干、高加索和中亞視為土耳其外交的重點和國家崛起的戰略依托, 對奧斯曼帝國的歷史做浪漫化和理想化的處理, 利用奧斯曼遺產追求土耳其的大國地位。其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第一, 對伊斯蘭國家, 強調同為穆斯林的伊斯蘭認同和歷史文化上的聯系;第二, 對非穆斯林國家, 宣揚奧斯曼帝國時期的宗教寬容和文化共存;第三, 對奧斯曼帝國的輝煌念念不忘, 試圖成為地區的領導國家進而成為一個全球性的角色; (1) 第四, 強調對海外土耳其人乃至穆斯林有保護的責任, 甚至介入他國內部事務。如前文所述, 土耳其在對外關系方面拒絕“新奧斯曼主義”的標簽, 但在國內政治中并非如此, 正發黨多次稱自己是“新奧斯曼人”, 連埃爾多安也稱自己為“奧斯曼人的子孫”。
 
厄扎爾在推行“新奧斯曼主義”的理念和政策方面有些勢單力薄, 在政府內部和土耳其社會中不乏反對者, 他的政治和外交思想帶有不少折中色彩。而埃爾多安背后則有不少與他理念相近的穆斯林知識分子, 在土耳其的政治和社會中更是擁有一大批忠實的擁躉。厄扎爾的“新奧斯曼主義”的影響主要局限在外交領域, 在社會和公眾當中影響較小;而正發黨時期的“新奧斯曼主義”開始深入土耳其的國內政治和社會生活當中, 甚至引發了近年來土耳其社會在建筑、藝術、音樂、餐飲等各領域興起一股崇尚奧斯曼的風潮。與厄扎爾時期相比, “新奧斯曼主義”在當今的土耳其有著更為堅實的社會基礎。
 
伊斯蘭回潮是“新奧斯曼主義”的重要特征。“新奧斯曼主義”強調要超越世俗和宗教的二分法, 在某種程度上確實是對凱末爾主義的反叛。如果說厄扎爾承認伊斯蘭教是土耳其社會和國家認同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達武特奧盧則在伊斯蘭主義的道路上走得更遠, 他將伊斯蘭教視為土耳其文明的支柱。正發黨執政以來, “新奧斯曼主義”不僅僅是土耳其對外政策的原則之一, 也是土耳其國家認同的核心部分。
 
厄扎爾不反對西方并以融入西方作為土耳其主要的戰略目標。在他看來, 土耳其外交的轉向不能以損害與西方的關系為代價, 加強與突厥語系國家和伊斯蘭國家的關系、發揮土耳其在這些地區獨特的影響力, 反而會提高土耳其在西方聯盟中的戰略價值和地位。總的來說, 厄扎爾時期土耳其在地區事務中努力爭取西方的支持, 避免單邊行動, (2) 也不違背美國的戰略和利益。正發黨借入歐進程, 肅清了軍方在土耳其政治中的影響力, 實現了對軍隊的管控, 此后便日益暴露出越來越明顯的反西方傾向。在政府和媒體的影響下, 土耳其社會很多人將對奧斯曼的懷念和對西方大國的怨憎混合在一起, 認為西方大國毀滅了奧斯曼帝國。 (1) 正發黨不甘于再做橋梁國家, 試圖成為中心國家乃至世界大國, 它認為美國和歐盟固然重要, 但更需要發展與疏遠的鄰國俄羅斯和伊朗的關系, 發展與中國和印度等新興國家的關系, 以平衡對西方的過度依賴。
 
與厄扎爾時期相比, 埃爾多安政府對地區事務的介入和干涉更深, 力度更大、范圍更廣。厄扎爾對伊拉克庫爾德問題、波黑問題的介入是以服從美國的整體戰略為前提的, 埃爾多安則以損害與以色列甚至是西方的關系為代價來增強土耳其在伊斯蘭國家中的影響力。可以說, 正發黨政府在“阿拉伯之春”后軍事介入敘利亞內戰, 這在厄扎爾時期是不可想象的, 是土耳其建國以來對外政策的重大轉折。在正發黨的大國雄心推動下, 土耳其對重要利益區的劃分已經超出奧斯曼原有領地范疇, 強調土耳其在穆斯林世界的地位以及與阿富汗、巴基斯坦的歷史聯系, 與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國建立更密切的聯系, 土耳其的觸角還伸向非洲和拉美。與厄扎爾時期相比, 正發黨時期的“新奧斯曼主義”并不限于原奧斯曼統治區域, 它凸顯的是土耳其的全球思維和大國抱負。塔納斯科維奇認為可以把“新奧斯曼主義”界定為“一種將伊斯蘭主義、突厥主義和奧斯曼帝國主義相混合的意識形態”。這一觀點是極有見地的, “新奧斯曼主義”具有很強的實用主義色彩, 土耳其的領導人往往根據形勢的變化和國家利益的需要從奧斯曼帝國歷史的武器庫中選擇適用的工具, 如在中東強調同為穆斯林的伊斯蘭認同, 在中亞強調突厥人相同的種族和語言, 在巴爾干則強調奧斯曼帝國的宗教寬容和身為歐洲國家的歷史和認同。
 
厄扎爾時期以及正發黨執政前期, 西方學者大多將“新奧斯曼主義”視為溫和伊斯蘭與土耳其民族主義的結合, 甚至有人認為“新奧斯曼主義”是美國“大中東戰略”的補充。近幾年, 西方學者對土耳其的看法變得越來越悲觀, 美歐對土耳其親近中東、偏離西方的政策非常擔憂, 對“新奧斯曼主義”基本持負面的看法, 認為土耳其試圖在原奧斯曼帝國統治區域恢復歷史上的影響, 在地區事務中爭奪主導權。這種看法折射了歐美國家的利益考量和立場。如果從土耳其的歷史和國情出發, 奧斯曼被肢解的歷史使得土耳其人心靈深處對西方的疑慮也從未消失。土耳其人曾經建立起地跨歐亞非三大洲的龐大帝國, 對其輝煌的歷史和文明念念不忘, 一直有追求大國地位的雄心, 一旦土耳其在經濟和現代化上取得成就、國家實力增強、對西方的安全依賴減弱, 其追求大國地位的沖動便會不可遏制地萌發。“新奧斯曼主義”在土耳其存在深厚的政治和社會土壤, 雖然達武特奧盧在2016年已經去職、埃爾多安的專制傾向也越來越明顯, 但無論今后土耳其政治走向如何, “新奧斯曼主義”在土耳其政治、社會和外交中的影響絕不會輕易消失。
 
注釋:
 
1 厄扎爾是土耳其歷史上非常重要的政治家, 1983~1989年任土耳其共和國總理, 1989~1993年當選土耳其總統。
2 David Barchard, Turkey and the West, Boston and Henley:Routledge&Kegan Paul, 1985, p.91.
3 Kemal Karpat, Studies on Ottoman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Selected Articles and Essays, Brill, 2002, p.524.
4 Graham Fuller, Turkey Faces East:New Orientations toward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old Soviet Union,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1992, p.13.
5 (4) Alexander Murinson, The Strategic Depth Doctrine of Turkish Foreign Policy,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42, No.6, 2006, p.946、947.
6 Hakan Ovunc Ongur, Identifying Ottomanisms:The Discursive Evolution of Ottoman Pasts in the Turkish Presents,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51, No.3, 2015, p.425.
7 Davutoglu, I am not a Neo-Ottoman, Balkan Insight, No.26, April 2011, http://www.balkaninsight.com/en/article/davutoglu-i-m-not-a-neo-ottoman, 最后訪問時間:2017年10月21日。
8 Gülalp Haldun, Using Islam as Political Ideology:Turke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ultural Dynamics, 2002, Vol.14, No.1, p.23.
9 Ahmet S9zen, A Paradigm Shift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Transition and Challenges, Turkish Studies, 2010, Vol.11, No.1, p.106.
10 悉納·阿克辛:《土耳其的崛起》, 吳奇俊、劉春燕, 譯,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7年, 第42頁。
11 Ahmet eyhum, Islamist Thinkers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and Early Turkish Republic, Brill, 2015, p.9.
12 (6) Kemal H.Karpat, Ottoman Past and Today's Turkey, Brill, 2000, p.7、8.
13 Do (g an Gürpinar, Ottoman Imperial Diplomacy:A 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I.b.Tauris and Co Ltd, 2014, p.22.
14 Hannes Grandits, Conficting Loyalties in The Balkans:The Great Powers, the Ottomans Empire and Nation-Building, I.b.Tauris and Co Ltd, 2011, p.164.
15 L.Carl Brown, Imperical Legacy:The Ottoman Imprint on the Balkans and the Middle East Brow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39.
16 昝濤:《現代國家與民族建構:20世紀前期土耳其民族主義研究》,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1年, 第115頁。
17 SabanCalis, Turkey’s Balkan Policy in the Early 1990s, Turkish Studies, Vol.2, No.1, 2001, p.136.
18 厄扎爾領導的祖國黨在1983年選舉中贏得了45%的支持率, 厄扎爾挽救了土耳其的經濟, 在他任期內土耳其的經濟和進出口增長率非常高, 有人稱之為“厄扎爾革命”。
19 (2) Mustafa Gokhan Sahin, Turkey and Neo-Ottomanism:Domestic Sources, Dynamics and Foreign Policy, Dissertations&Theses, Gradworks, 2010, p.177、175.
20 Lerna Yank, Constructing Turkish“Exceptionalism”:Discourses of Liminality and Hybridity in PostCold War Turkish Foreign Policy, Political Geography, Vol.30, No.2, 2011, p.85.
21 Hakan Ovunc Ongur, Identifying Ottomanisms:The Discursive Evolution of Ottoman Pasts in the Turkish Presents, p.423.
22 Yilmazolak, Ottomanism vs.Kemalism: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Pluralism in 1990sTurkey,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42, No.4, 2006, p.592.
23 (2) (3) (5) La9iner Sedat, zalism (Neo-Ottomanism) :An Alternative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Journal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vol.1, No.1, 2003, p.170、162、169、169.
24 1986~1989年, 保加利亞日夫科夫政府對國內的土耳其人實行民族同化和排擠政策, 導致30萬土耳其裔保加利亞人遷往土耳其。
25 達武特奧盧畢業于博斯普普斯大學, 能講流利的阿拉伯語, 早年在馬來西亞的伊斯蘭大學講學, 回國后在馬爾馬拉大學任教, 后成為貝伊肯特大學政治學教授, 研究領域涉及政治學、國際關系、地緣政治、哲學和歷史學。2001年出版了《戰略縱深:土耳其的國際地位》一書, 2002年他成為正發黨領導人埃爾多安的主要外交顧問, 2009年被任命為土耳其外交部長, 2014年擔任政府總理, 2016年5月5日宣布辭去土耳其總理和正發黨主席職務。
26 由于達武特奧盧不愿意其《戰略縱深》被翻譯為英文, 該書迄今為止沒有英文版。
27 Bülent Aras, Davuto (g lu Era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Revisited, Vol.16, No.4, 2014, p.7.
28 Mustafa Gokhan Sahin, Turkey and Neo-Ottomanism:Domestic Sources, Dynamics and Foreign Policy, p.182.
29 Lerna Yank, Constructing Turkish“Exceptionalism”:Discourses of Liminality and Hybridity in PostCold War Turkish Foreign Policy, p.87.
30 Davuto (glu, Turkey’s Foreign Policy Vision:an Assessment of 2007, Insight Turkey, 2008, Vol.10, No.1, p.78.
31 Murinson Alexander, The Strategic Depth Doctrine of Turkish Foreign Policy,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42, No.6, 2006, p.952.
32 Davuto (g lu, Turkey’s Mediation:Critical Reflections from the Field, Middle East Policy, Vol.20, No.1, 2013, p.90.
33 Resolution of Conflicts and Mediation, http://www.mfa.gov.tr/resolution-of-conflicts-andmediation.en.mfa, 最后訪問時間:2017年10月26日。
34 Türke, Decomposing Neo-Ottoman Hegemony, Journal of Balkan and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18, No.3, 2016, p.200.
35 達武特奧盧擔任總理以后, 與總統埃爾多安在內政和外交方面的分歧和矛盾持續加大, 達武特奧盧逐漸被架空, 在埃爾多安的壓力下, 2016年5月達武特奧盧宣布辭去土耳其總理職務。
36 李秉忠、菲利普·羅賓斯:《土耳其埃爾多安政權的強勢治理及其脆弱性》, 《現代國際關系》2016年第11期。
37 歷史上中亞從來沒有成為奧斯曼帝國的一部分, 但厄扎爾和正發黨都積極擴大在中亞的影響力, 試圖成為突厥語系國家中的領袖, 就是受到這一動機的驅動, 土耳其的帝國視野也是奧斯曼遺產的一部分。
38 DidemOzdemir Albayrak, Neo-Ottomanism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Through the Lenses of the Principal-Agent Theory, Rearch Gate, Vol.1, No.1, 2016, p.145.
39 Igor Torbakov, Neo-Ottomanism Versus Neo-Eurasianism?Nationalism and Symbolic Geography in Postimperial Turkey and Russia, Mediterranean Quarterly, Vol.28, No.2, 2017, p.137.
 
來源:《新疆社會科學》201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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