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社會科學研究網 >> 法律解讀
 
非典緊急態下行政規定能否限制公民基本權利
發布時間: 2020/2/8日    【字體:
作者:胡敏潔
關鍵詞:  非典 緊急態 行政規定 公民基本權利  
 
 
一、問題的提出 
 
 200211月,我國廣東省出現了一些原因不明,伴有嚴重呼吸系統癥狀的病例。隨后,在越南,加拿大和香港等國家和地區也出現了類似病例。20032月世界衛生組織(WHO)將其命名為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簡稱SARS)。我國其它省市相繼爆發了SARS疫情。SARS的驟然而至,給我國政府和民眾的正常活動帶來了巨大的沖擊,從中也折射出我國社會多方面的深層次問題。 
 
SARS的沖擊可近似歸之于憲法學上的“緊急狀態”。因為,SARS的爆發具有突發性、不可預見性以及不可判定的持續性;同時,它對個體生命具有潛在的危險性。[1]從許多國家的法律制度和實踐上看,“緊急狀態”將助長行政權的擴張傾向。緊急狀態下,出于迅速回復常態的考慮,就需要更為倚重行政權自身所具有的效率性,行政權也就獲得了進一步擴張的機會。在這種情況下,行政規定的發布作為行政權控制社會的一種方式而極度膨脹。在緊急態下,以行政規定的形式是否可以對公民基本權利予以限制?公民基本權利限制又須遵循何種原則?以大量行政規定抑或法律規范的形式是否可以防范所有風險危機呢?值得我們加以關注與反思。 
 
二、抗SARS行政規定分析 
 
  在此次SARS事件中,我國政府以文件的形式出臺了大量的規制措施。在諸多文件中,國務院制定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這是一部系統全面規制突發衛生事件管理的行政法規;而衛生部也以行政規章的形式頒布了《傳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管理辦法》。 
 
  但除了上述兩部法規外,在這次SARS事件中,國務院各部委,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及其部門更多選擇的是以頒布規范性文件的形式來規制SARS防治的,這些文件表現為通知、命令、決定等多樣態的形式。[2]從學理上,我們將其統稱為行政規定。[3]那么,如何從實質意義上把握這些抗SARS行政規定的實際作用和功能呢?在現代行政之下,許多以解釋基準、裁量基準等形式出現的行政規定作為溝通法律規范和具體行政行為之間的橋梁,從要件設定、內容選擇和程序適用等方面直接調整著該具體行政行為。因此在許多情況下,這些本來僅限于在行政系統內部發生效力的行政規定,事實上產生了外部效果。[4]因此,本文試圖主要以實質性判斷為標準,針對抗SARS過程中頒布相應行政規定的實質面向,加以嘗試性的剖析。以下就是對抗SARS行政規定的一個大致的分類。由于問題的復雜性,本文對行政規定的剖析,其閱讀文本僅限于衛生部關于抗SARS的行政規定。 
 
  (1)協調性行政規定 
 
  所謂協調性行政規定是指行政機關用于協調其內部活動的規范性文件。以衛生部為例,包括200342日由衛生部疾病控制司發布的《關于非典型肺炎有關技術方案的通知》、衛生部辦公廳于415日及427日發布的《關于進一步做好傳染性非典型肺炎診療工作的通知》和《關于開展傳染病非典型肺炎防治培訓工作的通知》,這些通知大多是面向衛生部屬、部管醫院發出的,其前提基礎在于我國目前的衛生管理體制下,醫院事實上是隸屬于衛生行政主管部門的。這類規定是基于傳統的職權體系下行政層級間的監督指揮權展開的,因此對公民的權利義務不直接發生關系,不具有直接的外部效果。 
 
  (2)補充性行政規定 
 
  所謂補充性行政規定是指行政機關依法制定的用于補充法律、法規和規章相關規定的規范性文件。其目的是為了更好地執行法律、法規和規章。如衛生部于200348日發布了《關于將傳染性非典型肺炎(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征)列入法定管理傳染病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
 
  根據國務院會議精神,為加強傳染性非典型肺炎(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征)防治工作,經研究,決定將其列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法定傳染病進行管理。 
 
  現就有關問題通知如下:對傳染性非典型肺炎(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征)診斷病例和疑似病例要隔離治療,對其接觸者要開展流行病學調查和密切觀察,必要時可依法采取強制控制措施。傳染性非典型肺炎(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征)有較強的傳染性,其控制措施可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第二十四條(一)款執行。 
 
  該通知的主要內容是依法將SARS列入了法定傳染病,從而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以下簡稱《傳染病防治法》)。根據該通知的規定,對于接觸者要開展流行病學觀察以及密切觀察。這實際上將原有《傳染病防治法》中規定的“對疑似甲類傳染病病人,在明確診斷前,在指定場所進行醫學觀察”擴大到了“接觸者”為觀察對象。此后各地人民政府也陸續發布了類似的隔離和留驗觀察規范。[5]
 
  (3)解釋性行政規定[6]
 
  所謂解釋性行政規定是行政機關依法對法律、法規和規章中不確定的法律概念所作出的解釋,以指導下級行政機關更好地執行相關的法律、法規和規章。如衛生部辦公廳于200358日發布的《傳染性非典型肺炎密切接觸者判定標準和處理原則(試行)》(以下簡稱《處理原則》),主要內容是關于何為“密切接觸者”的解釋性規定。 
 
  (4)指導性行政規定 
 
  所謂指導性行政規定是行政機關根據法律、法規和規章規定的精神,為指導下級行政機關的工作而制定的規范性文件。例如,衛生部于200357日發布的《公共場所預防傳染性非典型肺炎消毒指導原則(試行)》以及同一天由衛生部發布的《關于下發〈對從傳染性非典型肺炎流行地區返鄉民工監測的指導原則〉的通知》。這類規定類似于日本行政法上的指導綱要。盡管這些規范性文件沒有法律上的強制力,但實踐中行政機關的行政指導往往是根據指導性行政規定展開,對公民的合法權益也有不利影響。 
 
  以上的分類并不是絕對的,某一項行政規定中可能同時兼具指導性、解釋性或其它類型性質。例如,《傳染性非典型肺炎密切接觸者判定標準和處理原則(試行)》中對于密切接觸者的判斷屬于解釋性行政規定,而其中“一般接觸者原則上可以正常工作、學習”則可視為指導性行政規定。 
 
  以上分類和論述充分顯示,在緊急狀態下行政規定形式上呈現出通知、指導原則、決定、辦法等更為多樣化的態勢,內容上也涉及到對公民基本權利的限制。同時,行政規定在常態下具有的對公民基本權利的影響效果得到了強化,甚至隱含了對公民基本權利的剝奪。例如,根據上文列舉的衛生部《處理原則》,如確認某人為非典型肺炎密切接觸者,則行政機關可對其適用相應的隔離或控制措施,而具有補充法律性質《通知》更是可以對接觸者采取隔離措施。 
 
  由此可見,無論是何種形式抑或類別的抗SARS行政規定,大多數具有強制的法律效果,必然對公民憲法上的基本權利產生了不利影響。緊急狀態是國家限制公民基本權利的正當理由,但對何種基本權利可以限制?或者公民基本權利的限制又應遵循怎樣的原則?則是我國憲政理論所必須回應的重大理論問題。 
 
  三、緊急狀態下對公民基本權利限制——以人身自由權為考察對象 
 
  現代國家因行政權的擴張導致行政規則外部化是公民基本權利隨意被侵害的一種潛在危險。當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后,出于對危機事件快速即時規制的要求以及迅速恢復常態社會秩序的需要,公民的基本權利尤其是人身自由權將會受到更多的、來自各方面的限制。因此,即便是緊急狀態下出于盡快恢復社會秩序的需要,對限制公民基本權利的手段合法性仍然應當強調一個不可跌破的底線。
 
1.緊急狀態下公民基本權利限制的形式有效性 
 
  目前我國尚未制定統一的“緊急狀態法”。在SARS危機爆發之初,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地方政府之間,政府各部門之間的關系并未能得到很好的協調。[7]各部委、各級政府多在其職權范圍內,以行政規定的形式,對其自身及其下級抗SARS應采取的防范措施作出了規定。這些行政規范文件的內容往往是關于應對緊急狀態的具體措施,多數具有臨時性,一旦緊急狀態結束則應自行失效。此類行政規定的制定權往往源自組織法上的授權,制定內容則限于其職權范圍之內。[8]但在應對SARS危機的過程中,所出臺的相當數量的行政規定都有限制公民權利特別是人身自由的規定。根據《立法法》第8條、第9條的規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屬于法律保留范圍,只能由法律規定。由是觀之,以行政規定的形式來限制公民權利,并不具有形式上的有效性。以下就是幾個示例: 
 
  例1:衛生部通過“4.8”通知將SARS增加為傳染病病種,但并沒有明確說明SARS屬于哪一類傳染病。而甲類傳染病的增加只能由國務院決定,由此推斷,SARS應屬乙類傳染病。“甲類傳染病病人和病原攜帶者,乙類傳染病中的艾滋病病人、炭疽病病人”才能予以隔離,而依此通知,即可對SARS病人實施隔離措施。 
 
  例2:根據《傳染病防治法》的規定,“必要的衛生處理和預防措施”的實施對象,限于“被傳染病病人、病原攜帶者、疑似傳染病病人污染的場所、物品和與其密切接觸的人員”。而根據衛生部“4.8”通知,其范圍擴大到了“接觸者”,對于接觸者要開展流行病學調查和密切觀察,在必要時也可以采取強制控制措施。 
 
  例3 :衛生部于58日公布的《傳染性非典型肺炎密切接觸者判定標準和處理原則(試行)》中規定密切接觸者的隔離觀察期限為14天。隔離措施已從《傳染病防治法》規定的“甲類傳染病病人和病原攜帶者,乙類傳染病中的艾滋病病人、炭疽病病人”擴大到了“密切接觸者”。 
 
  這三個例子主要涉及到作為補充性的行政規定的衛生部的《通知》以及作為解釋性行政規定的《處理原則》。雖然對SARS病人、密切接觸者以及接觸者實施何種防治或預防措施要考慮傳染病的嚴重程度,由衛生行政部門決定,但這些規定實質上擴大了原先法律規定的隔離范圍,對公民基本權利尤其是人身自由產生不利的影響。因對于人身自由的限制屬于法律保留的范圍,依法理這些行政規定并不具有形式上的有效性。 
 
  緊急狀態下對基本權利的限制和法律保留原則就構成了沖突,那么是否緊急狀態下就可以不適用法律保留原則呢,考察各國關于緊急狀態的法律規定,又可大致分為以下三種情況: 
 
  (1)在憲法制度中予以明確規定。如現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基本法》第10章規定的防御狀態其實即對于緊急狀態的規定,其中包括防御狀態時程序的縮減、聯邦和各州之間的關系以及聯邦立法權限的規定。 
 
  (2)由獨立的《緊急狀態法》對緊急狀態作出規定。如美國于1976年制定了《全國緊急狀態法》對于總統宣布緊急狀態的時間等作出了相應的規定。 
 
  (3)由單行的法律對緊急狀態的具體情況進行規定。如我們國家目前的《戒嚴法》實際上就是對緊急狀態最嚴重情形的規定。 
 
  此三種情形因域而異,但在緊急狀態下,一般國家將依憲法、緊急狀態法或其它法律規定,通過發布“緊急命令”的形式予以限制公民權利。“緊急命令系指國家發生危難或重大變更之際,由國家元首所發布之命令,具有變更或取代法律的性質,惟有在憲法明文授權下,行政部門始有發布之權限。”[9]盡管,緊急命令的性質究竟是影響相對人權利義務的行政立法,還是針對特定具體事件所作的一般性的措施規定,抑或是非常態下背離憲法框架下的例外舉措,還有待進一步探討。[10]但無論何種情況下,緊急命令對公民權利的限制需有相應的法律或法律授權依據。如英國規定,緊急命令以議會立法為條件,情況緊急先行發布時,事后需得到立法院的追認。[11]美國憲法第9條指出:“當內亂或外患滋生,公共完全需要其停止時,可以暫停人身保護令狀之特權。”緊急情況下只有“人身保護令狀”可能中止,而且只在有限的條件下發生,即這種職權需可通過解釋議會和總統授權的一般憲法規范來推知。[12]
 
  由此可見,緊急狀態下,為了實現回復常態目的而采取的措施,可以對公民基本權利予以暫時的限制。但無論緊急程度如何,對公民基本權利的限制抑或剝奪仍然要受到一定法律規范的約束。這是因為,對于基本權利的保障是立憲主義思想與制度的最高指導理念,任何法律和行政規定都是附屬于這種觀念之下的。而實踐中,大多數國家憲法、法律以及國際公約中都規定了緊急狀態下不可予以剝奪或限制的權利。如《公民與政治權利國家公約》、《歐洲人權公約》、《美洲人權公約》中都規定了緊急狀態下不得予以剝奪的權利,包括生命權、人道尊嚴、不受奴役的自由,不受有追溯力的法律約束等。 
 
2.緊急狀態下公民基本權利限制的實質合理性 
 
  由于緊急態危險程度的不同,采取措施也不盡相同。如可以通過民法的規定限制相互沖突的權利,可以通過刑法的規定對侵犯他人權利的行為予以懲罰,同時剝奪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等權利。如現有危機非常嚴重,國家可采取戒嚴的方式以解除現有的危機。“國家在這方面的權利也是毋庸質疑的,因為它不僅應該關心安全,在發生違法時,國家要強制賠償,而且它也要防止造成損害。”[13]在法治國家理念下,法律的內容應體現對公民基本權利的保障。任何過度限制或違法剝奪公民權利的行政措施都是與法治國家的理念不相一致的。 
 
  出于對公民權利保障的需要,對于公民基本權利的限制通常需要遵循比例原則。緊急狀態下,更加彰顯了比例原則的重要性。即對于公民基本權利的限制要符合必要性、合目的性及妥當性的要求。[14]這是因為,緊急狀態時,公民的基本權利會受到比平時更加嚴格的限制,包括禁止遷徙、出境、集會、游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財產自由等。例如,德國1919年《魏瑪憲法》第48條規定聯邦總統在宣布戒嚴時可以宣布停止公民的部分基本權利。此時,對于公民權利的限制權力更有可能被國家機關濫用。因而,就更彰顯了遵循比例原則的必要性。下文即對此次SARS危機中,行政規定在限制公民權利時是否必要、是否合目的以及是否妥當的分析。[15]
 
  出于緊急狀態的危險性,民主政府往往會采取更有效率的強制措施,以求在最短的時間里內作出適當而有效的處置。此時,行政機關為了保護國家安全,維護社會安定,保障多數人民的權益,往往被賦予更廣泛的權力,以度過國家所面臨的危機。但限制基本權利尤其是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必須基于情況緊急程度,為回復常態所必需時才可實施。如根據《歐洲人權公約》規定,締約國限制基本自由與權利所采取之措施,應釋明其行為系回復社會需要之要求,而且其干預或限制并未超乎社會需要之必要范圍。對于必要性的規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的表述大多為“民主社會之必需的”,“必需的”這一概念意味著存在一種“迫切的社會需要”,這種需要包括“明顯的現存危險標準,而且必須根據特定案件的情形加以評價,應該由國內當局對于這種情形下的‘必要性’概念所隱含的‘迫切的社會需要’的實際情況進行初步評價。”[16]從此次SARS危機的爆發來看,由于SARS病毒的傳染性很強且無其它可以防止其擴散的方法。因此,只有采取隔離措施,對人身自由加以限制。而行政機關則具有判斷所采取的措施是否具備“必要性”的裁量權。如根據《傳染病防治法》的規定,傳染病暴發、流行時,當地政府應當立即組織力量進行防治,切斷傳染病的傳播途徑。如必要時,報經上一級地方政府決定,可以采取緊急措施。何為“必要”,《傳染病防治法》并沒有予以明確的說明,“必要”作為不確定法律概念,賦予了行政機關的判斷裁量的政策形成空間。其原因主要在于,對于傳染病危險程度的判斷是高度技術性專業性的事項,立法機關并無法給出一個確切的標準。例如,是否有必要將“密切接觸者”歸為“隔離或隔離對象”,就要考慮到流行病學上的診療標準和疫病傳播風險,考慮到如何整合和分配相對有限的公共衛生資源,還要考慮到該措施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是否有其他的替代措施,等等,這些交由行政機關裁量判斷,是必要的。 
 
  合目的性即對于公民權利的限制要出于迅速恢復常態或維護公共利益的目的。法治國家不同于專制國家的重要特征就是:在面對緊急狀態時,法治國家仍要在法制規范下限制人民權利的享有和行使。這些需在憲法規范下,賦予國家機關在危難中可特例行使緊急權來處理。而行政機關的具體行為,仍必須依循法律的規范,并遵守一定的法理,不得逾越法律規范的目的。前述行政規定的制定目的與實體內容,都是圍繞著SARS的防治而展開的,因此符合恢復常態和防止SARS擴散的目的。但仍需防范在某些情況下,行政機關可能借緊急之名實施非法或不當行為,侵害公民基本權利,造成實質上對目的性的背離。 
 
  妥當性是指所采取的手段能夠達到所追求的目的。“手段必須與目的相稱,期望通過自己的作用達到任何目的的人,應該使用以達到目的的手段。”[17]因此,基于妥當性的考慮,應該認識到即使是在緊急狀態下,仍存在著不同的緊急狀態,其威脅程度也不同;即使是同一種緊急狀態的不同表現型態,其威脅程度仍有可能不同。因此國家緊急權的行使時,應根據緊急狀態的不同程度,來區別對待,采取與之相適應的緊急措施。[18]而從目前SARS的防治來看,這些措施的采取,達到了有效防止SARS擴散的目的,但其中手段是否妥當,則有待進一步分析。例如在各地發布的為防治非典型肺炎的通告或通知中,對來往人員普遍規定了嚴格的體溫查驗制度和相應的申報制度。如上海市人民政府在428日下發的《關于進一步加強傳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的通告》,對于進入本市的乘客實行測量體溫和填寫健康申報表制度作出了規定以及其它嚴格的控制措施,或有過當之嫌。而各地發布的關于來自疫區旅客一律隔離的措施也值得深思。[19]因為,緊急狀態下行政措施的種類、方式及強度等須與危機嚴重性相一致,應考慮用最小損害的緊急處理方法。 
 
  由于行政權具有的彈性、靈活和效率等特點,緊急狀態下通常會依賴行政權的運作,所以會出現某些不遵循法律保留原則的情況。但這種情況只能是例外,而并非是原則。[20]對于公民權利的限制需有相應的法律或授權依據。而對于比例原則的遵循可以使立法者依法律保留原則對公民權利予以限制時,公民基本權利仍然能夠得到有效保障。緊急狀態下政府對公民權利過度的限制很可能會導致憲政危機,引發新的社會問題。 
 
四、抗SARS行政規定的反思 
  
 從上文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當作為突發事件的SARS來臨之際,政府為達到迅速回復社會秩序的目的,頒布了相當數量的行政規定。盡管從學理上看,在緊急態下法律保留原則和比例原則仍需得到一定程度的踐行。但從這次抗SARS實踐中所頒布的一系列行政規定來看,在形式上,并不一定符合公民基本權利限制的法律要求;在內容上,盡管出于維持社會秩序和恢復常態的需要,對公民基本權利的限制具有一定的正當性,但限制方式是否妥當,是否考慮了相關、可能的替代措施,是否將對公民權利的侵害程度降到了最低,仍是可圈可點的。 
 
  但是,在SARS危機來臨之際,似乎并無多少異議的,這些行政規定得到了公眾和社會的普遍認同,至于這些行政規定是以怎樣的程序制定,以怎樣的形式發布,其中又規定了怎樣的內容,并未成為抗SARS過程中公民、社會乃至傳媒關注的焦點問題。就這樣,這些行政規定承載了公眾、社會和政府自身的期望,從而發揮了事實上的法律效果。這也說明面對危機時刻,我們的公眾和社會更多表現出來的是對政府規制措施的認同與服從,他們多少是懷著樸素的感情,希冀通過制定行政規定,通過政府介入危機管理來實現對風險事件的克服,促使社會能盡快回復到平靜如常的狀態。 
 
  政府抗SARS規制措施實效的發揮,公眾和社會對行政規定的認同和服從,是建立在我國目前高度一元化的社會主體結構基礎之上的。在我國,單位組織構成了社會結構的基本要素,成為了有力的政治控制和社會控制工具。[21]由于國家對單位各種資源、利益和機會的控制,單位對單位成員發展機會以及成員在社會、政治、經濟以及文化生活所必需的資源、利益和機會的絕對控制,導致的后果就是個人依附于單位,單位依附于國家。形式意義上的社會組織成為國家這架機器上的部件,而個人則成為這架機器上的螺絲釘。[22]因此,在這樣一個金字塔型結構中,盡管形式上個人和組織在由行政職權構成的共同體的外部,但實質上他們依然融入為國家治理體系的末梢,成為附著于國家機器上的“籠中鳥”,這就決定了政府對它們進行管理時最有效的手段仍是內部性的。[23]在這樣一個具有明顯科層特征的組織體系內,面對危機時刻,政府憑借其監督指揮權所發布的行政規定,就具備了相應的正當性基礎,并且具有了可接受性,獲得了處于體系內網格結構下端的公眾和社會的認同。 
 
  在抗SARS過程中,我國政府發布了相當數量的行政規定以克服危機,這某種意義上成為了一種非典型的社會動員方式,成為了一種危機治理的技術。同時需要指出的是,在抗SARS過程中,各種基金會、紅十字會以及社區組織,并未能積極主動的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即使在社區組織的確發揮作用的上海等地,其更多的也是作為權力治理網絡的延伸,而非社會自生力量的激活。這凸顯出我國社會中介組織的孱弱,以及公民和社會自組織能力的匱乏。 
 
  因此在此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盡管在危機時刻,各國每每都會通過緊急立法來努力克服危機以期恢復常態。但是,在現代福利國家下,法律對社會生活的過度規制每每會引發規制失敗的可能,乃至會帶來“太多法律,太少正義”的嘲諷。[24]面對SARS危機,盡管我國政府頒布了大量的、發揮了實在效果的行政規定。但是,在今天這樣一個高度復雜化而且社會階層日漸分化的社會中,國家并不一定就能通過制定規則來規制社會,來發展出政府主導型的危機處理機制,而且其可能付出的會是極其高昂的規制成本。應該看到,在現代風險危機社會中,所謂的同舟共濟或利害攸關不僅僅是具有道德上的意蘊,更有著真切的實在內涵,因此在未來的風險危機規制中,應充分發揮社會組織和公眾的作用,促使其分擔風險規制的責任,促成一個快速高效的應對風險危機的社會自我規制系統,同時強調社會組織系統內部的協商溝通以及對外意愿表達渠道的暢通。 
 
或許,應對風險危機的法律規范不一定對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加以無微不至的關照,更具意義的是,在具備形式有效性和實質合理性的同時,通過這些規范來提供社會導引,進而激發社會活力,建構一個“有規制的自治”(regulated autonomy)的危機處理社會系統,通過規范危機處理社會系統內部的程序而促使其達成實體上更妥帖的危機規制措施,從而“征募”多元化的社會力量以實現風險社會的自我救助,這或許可以更好的實現規制目的,降低規制成本,克服社會危機。這或者應該成為我們以后努力的方向,也可以算作筆者以抗SARS行政規定為背景文本,進行分析與反思后的一點心得與收獲。 
 
法學學術前沿
【把文章分享到 推薦到抽屜推薦到抽屜 分享到網易微博 網易微博 騰訊微博 新浪微博搜狐微博
推薦文章
 
人性有罪與現代法治的人性論前提 \時亮
提要不同類型的人性論前設,會導向對不同類型法秩序的合理化論證,并為這種法秩序…
 
宗教立法之法理思考 \姚俊開
我國是一個多種宗教并存且信教群眾較多的國家,要對新時期宗教問題特點重新認…
 
清前期政教關系中的儒教及三教問題 \曹新宇
【摘要】清乾隆朝河南學政林枝春奏準禁毀三教堂。在乾隆帝的首肯下,三教堂案逐漸演化…
 
宗教法VS.世俗法(下) \Matthijs,Blois
李飛譯<!--EndFragment--> 【摘要】:本文通過對荷蘭法、英國法與以色列法處理(建立…
 
中國的行業神崇拜:民間信仰、行業組織與區域社會 \鄧慶平 王崇銳
內容提要: 各行各業供奉自己的祖師神或保護神,這在中國傳統社會是非常普遍的…
 
 
近期文章
 
 
       上一篇文章:憲法和法律委員會開展合憲性審查的法理基礎
       下一篇文章:越是特殊時期越要加強法治的作用
 
 
   
 
歡迎投稿:pushihuanyingnin@126.com
版權所有 Copyright© 2013-2014 普世社會科學研究網Pu Shi Institute For Social Science
聲明:本網站不登載有悖于黨的政策和國家法律、法規以及公共道德的內容。    
 
  京ICP備05050930號-1    技術支持:北京麒麟新媒網絡科技公司
TLC官网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蜘蛛词>| <文本链> <文本链> <文本链> <文本链> <文本链> <文本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