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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都洛陽武則天明堂初探
發布時間: 2020/2/8日    【字體:
作者:韓建華
關鍵詞:  東都洛陽 武則天 明堂  
 
 
摘要:東都洛陽的明堂建造,是武則天借用李唐王朝所具備的政治號召力,來充實完善洛陽所缺乏的國家祭祀功能,提升洛陽在王朝政治象征體系中的地位,讓洛陽成為名符其實的國家都城,從而為革唐代周的政治野心做著禮儀方面的準備。明堂是武則天政治生命中具有紀念碑性的建筑物,明堂從“萬象神宮”到“通天宮”的變化,其實是完成兩次轉換:一是從李唐王朝向武周政權的轉換;二是武則天從臨朝稱制的太后轉換成大周政權的皇帝。
 
唐睿宗垂拱四年(688年)十二月,明堂在東都洛陽宮城里建成,這座稱為“萬象神宮”的明堂是睿宗作為唐朝天子時建造的。建造的地點不是在傳統的“國陽丙巳之地”,而是在洛陽城宮城核心區。明堂是臨朝稱制的太后武則天“自我作古,用適于事”的創舉。明堂的建成為武則天帶來了巨大的政治聲譽,以至于在邊遠的沙州,都流傳著“圣母神皇,爰構明堂”的歌謠。東都洛陽明堂的建造,是武則天為充實完善洛陽所缺乏的國家祭祀功能,提升洛陽在王朝政治象征體系中的地位,讓洛陽成為名符其實的國家都城,從而為革唐代周的政治野心做禮儀方面的準備。明堂的建成,是武則天“于彼新邑,造我舊周”的最有力說明,從都城空間上表明了武則天的政治理念。證圣元年(695年)正月,明堂被大火燒毀,大周皇帝武則天積極應對,一方面下罪己詔,去除尊號中“慈氏越古”四字;一方面詔令以原尺寸重建明堂。天冊萬歲二年(696年)三月,明堂重建完成,新明堂取名為“通天宮”,武則天親自舉行大享之禮。
 
洛陽明堂從“萬象神宮”到“通天宮”的變化,完成兩次轉換:一是從李唐王朝向武周政權的轉換;二是武則天從臨朝稱制的太后轉換成大周政權的皇帝。在兩次轉換過程中,武則天與明堂的關系都非常密切,這是她不同人生時段不同立場的不同創造。本文利用考古發現,結合文獻資料,擬討論東都洛陽的明堂形制及其內涵,以及明堂在武則天政治轉換過程中的作用。
 
一 武則天明堂的建設
 
明堂是祭祀與布政的禮制建筑,其建筑形制具備某種“宇宙秩序”的復雜象征意義。漢代以來,明堂祭祀已經成為國家重要的祭祀活動,有固定場所和專門禮儀。漢平帝以來,自都城南北郊形成之后,明堂成為都城空間重要的南郊禮制建筑。西漢末年,王莽把持朝政,在漢長安城南郊修建明堂。此明堂實為明堂、辟雍、太學合而為一的建筑,祭祀五方帝,以祖先配祭。長安明堂于1957年考古發現,其遺址中央是方形夯土臺基,臺上設有殿堂,臺基四周按方位設置四殿,四殿外有九階。整座建筑平面呈亞字形。(圖一)東漢洛陽的明堂已經成為獨立的禮制建筑,主要祭祀五方帝,以祖先配。其形制為“上圓下方,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室八窗,八九七十二,法一時之王。室有二戶,二九十八戶,法土王十八目。內堂正壇高三尺,土階三等”。1962年考古發掘表明,“明堂遺址是一座具有方形院落和中心圓形臺基的大型建筑基址。中心建筑是一座圓形圍廊環繞中間方形殿堂的大型殿臺建筑”。“曹魏和西晉時期仍然沿用并且重修了東漢的明堂建筑,考古發掘解剖的遺跡情況可以對其進行印證”。此時期明堂建筑的中央空間稱為通天臺,這是溝通天地人神的一個樞紐。
 
南北朝時期,明堂制度發生變化,北魏在大同就修建了明堂,也經考古發掘。北魏遷洛后的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闥”。考古發掘表明,北魏時期在漢晉原址上確實曾經重修了這座明堂建筑,而且主要的工程可能已經竣工。南朝的宋、齊、梁、陳,以簡潔的“十二間殿”作為明堂,進行明堂大享及宗祀禮儀。(圖二)
 
隋朝建國之初就計劃建造明堂,由宇文愷擔任方案的設計與規劃。他精心研究和考證歷代明堂之制,在開皇、大業兩次奏議明堂,還寫成《明堂議表》。開皇年間他設計出“重檐復廟、五房四達”的木樣,獻給隋文帝,得到同意并“令有司于京城安業里內規兆,方欲崇建”,然而由于諸儒爭論不定而未施行。隋煬帝大業七年(611年),宇文愷第二次奏議明堂,其設計的明堂形制為“下為方堂,堂有五室;上為圓觀,觀有四門”,顯然是尊崇宗周明堂之制。宇文愷向隋煬帝奏議明堂時,不僅繪制了1/100圖樣,而且還做成了木頭模型。大業明堂獲準建造,但因遼東戰事而擱淺,未能施行。唐高祖李淵建國,因天下尚未平定,故未暇顧及明堂之事。太宗朝天下平定,太宗議立明堂。“但以學者專固,人人異言,損益不同,是非莫定”。明堂之制因諸儒意見不一,終被擱置。唐高宗永徽年間,詔令詳議明堂制度,諸儒紛爭,互有不同”,五室、九室爭執對立高宗最后拿出“九室”內樣的明堂方案,終歸未形成統一的意見。乾封二年(667年)高宗因為明堂方案議而不定,決定創作一個折衷歷代明堂諸說,并符合自己喜好的明堂方案,于是頒詔申明明堂設計原則為“創此宏模,自我作古,因心既展,情禮獲伸”,終于在總章二年(669年)完成新型明堂的創作。費盡周折完成的總章明堂新方案,卻最終未來得及建造,高宗便駕崩了。
 
武則天繼承高宗遺愿,以高宗總章明堂方案為基礎,極力推進建造明堂之事。其決斷議案的風格與高宗截然不同,不聽諸儒喋喋不休的爭議,而獨與北門學士議其規制,明堂方案被很快確定。此前洛陽雖號為東都,然而卻沒有相應的首都設施。明堂,作為國家禮制建筑,其禮儀雖具有宗教色彩,但卻賦予象征國家統治的功能。在洛陽建造明堂,是完善洛陽的首都功能,提升洛陽政治權威的重要舉措。通過明堂的規劃、空間布局、景觀設計、禮儀程序等一系列視覺上的感受,使臣民和外國使節感受到首都洛陽的國家權威。隨著武則天臨朝稱制,明堂的建造,“是國家政治理念的表達載體,在視覺層面宣告著某種政治理念的建立”,因此武則天對造明堂之事極為重視,同時,圍繞著明堂建造,進行了一系列的政治運作。
 
明堂建成后,武后將其命名為萬象神宮,其主要功用為“布政之宮”,宣明政教,發布政令。《禮記·明堂位》載:“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服,知明堂是布政之宮也。”許慎《五經異義》曰:“布政之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也。”貞觀十七年(643年),顏師古在請求修建明堂的奏書中提到,明堂“究其指要,實布政之宮也”。宋鄭愕:“明堂者,布政朝諸侯之宮謂之。明者,圣人以文明之德,致文明之治。以言其面則向明,以言其位則繼明,以言其祀則明禮,以言其政教、賞罰、道德、人倫無所不明。故得以坐明堂而有天下。”武則天在明堂落成后的詔書中明確指出“乃布政之居,未為宗祀之所”,同時詔書中也強調“今以上堂為嚴配之所,下堂為布政之居,光敷禮訓,式展誠敬”,這樣武則天明堂成為兼具神圣性和世俗性兩方面首都功能的建筑。當然,武則天看重的是明堂“布政之宮”的功能。李白在《明堂賦》對武氏明堂處宮城的“中央”,并且具有“發號施令”之正衙的描述,“辟青陽而啟總章,廓明臺而布元堂,儼以太廟,處乎中央,發號施令,探時順方”。
 
祭祀天地與祖先,是明堂另一重要功能。漢蔡邕《明堂·月令論》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隋書·牛弘傳》載《明堂議》:“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通典·大享明堂》:“梁祀五帝于明堂。”《舊唐書·禮儀志》乾封二年詔:“自今以后,祭圓丘、五方、明堂、感帝、神州等祠,高祖太武皇帝、太宗文皇帝崇配,仍總祭昊天上帝及五帝于明堂,庶因心致敬,獲展虔誠,宗祀配天,就光鴻烈。”無論祭祀對象是上帝還是五帝,配祖或是不配,明堂的祭祀功能這一點是無疑的。乾封二年十二月(667年)唐高宗頒詔:“自今祀昊天上帝、五帝、皇地祗、神州地祗,并以高祖、太宗配,仍合祀昊天上帝、五帝于明堂。”作為奉高宗遺愿修建明堂,明堂的祭祀功能,萬象神宮也是具備的。
 
建成后的明堂富麗堂皇,武則天允許民眾入內觀摩,“縱東都婦人及諸州父老入觀”,還奉賜酒食,活動持續了很長時間。被武則天拆毀的乾元殿,是唐高宗麟德二年(665年)在隋乾陽殿的舊址上建起來的。乾元殿位于宮城大內的中心位置,南距宮城正南門405米。所以明堂處于宮城的中軸線上,這個位置正好與文獻所載的“布政之宮”的功能相符。
 
二 武則天明堂的形制
 
1986年,武則天時期的明堂遺址被考古發現。明堂夯土臺基呈八邊形,臺基中央有一巨大的圓形中心柱坑。臺基夯土自中心柱坑至夯土邊沿分為五圈。中心柱坑坑底為四塊大青石構成的巨型柱礎。基址五圈夯土的寬度、深度和質量都不相同。(圖三)
 
2008-2012年,隋唐洛陽城核心區進行了全面的考古發掘,取得了有關明堂更詳細的資料。明堂處于由廊圍合的明堂宮院內,明堂基址位于宮院的北部中央。基址夯土呈八角形,分為五圈夯土,其中一、三、五圈夯土深10米,夯土質量相同。另外發現了明堂正南的磚鋪道路,就是正對宮院正南門乾元門,連接乾元門和明堂正南踏步的道路,所以可以肯定明堂的臺明也是八角形。另據開元二十六年(738年),玄宗詔令將作大匠康素毀東都明堂,“又去柱心木,平座上置八角樓”的文獻記載,可以互相印證明堂的臺明是八角形。
 
考古發現的明堂遺址有以下特點:一是明堂處于由廊圍合的宮院中,明堂置于宮院北部正中;二是明堂基址為八邊形;三是明堂有巨型中心柱。考古發掘的明堂遺址僅是武則天明堂的臺基部分而不是臺明,柱網遺跡已經蕩然無存。關于明堂的具體建筑形制的探討,只能求助相關文獻。
 
綜合文獻記載,武則天明堂的建筑特色有五:一是明堂建筑高大宏偉。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東西南北各三百尺”,按一唐尺約合0.294米,相當于高88米,邊長86.4米。二是明堂下方上圓,象征天圓地方。三是明堂為上、中、下三層。下層為正方形,象征一年春、夏、秋、冬四時,每一邊根據時令飾以青、紅、白、黑不同顏色;中層為正十二邊形,象征一天十二個時辰;上層為二十四邊形,象征一年二十四節氣。四是明堂是中心柱式樓閣建筑。明堂內部結構也很復雜,“中有巨木十圍,上下通貫,栭、櫨、棤、藉以為本”。上下貫通的結構是古代明堂通天臺空間的反映,是與天溝通的樞紐。五是裝飾特色,九龍朝鳳,寓意深刻。明堂中、上層均為圓蓋,中層“蓋上九龍捧之”,上層“蓋為鸑鷟”,鸑鷟即鳳鳥,“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乃是象征大周興起的神鳥。武則天把明堂具像古代中國意識形態的政治象征意義,滲透到其建筑的各個部件,可謂用意至深。
 
考古發現的八角形夯土基址,與文獻記載“上圓下方”的武則天明堂明顯不同,所以有學者曾懷疑,甚至否認其為明堂。其實這一問題,要從武則天的政治意圖來進行探討。明堂是西周王朝制禮作樂的著名政治象征,是宗周最具有代表性的禮制建筑。而武則天建設明堂,目的是“造我舊周”“百世而繼周”,所以武則天在國家禮儀和裝飾方面,多利用和宗周有關的符號和思想元素,以體現上追宗周的意識形態。明堂基址選用八角形,一方面是承高宗遺愿。高宗總章二年(669年)曾明確提出“基八面,象八方”的明堂內樣。另一方面,明堂八邊形基礎,是古代亞形明堂的變體。而平面亞形明堂,是古代明堂、特別是周代明堂的基本布局。亞形是由代表東西南北中五個方塊拼合而成,是古人宇宙模式的象征。關于這種亞形平面,高去尋先生在研究商代大墓的木室時注意到:“平面作亞形的木室……不容懷疑的它應該是當時喪禮的一種制度建筑。這種喪禮制度的建筑可能是象征著當時貴族社會的一種禮制建筑,而非一般的住處。這種貴族社會的禮制建筑根據后世的記載,它是祭祀祖先的地方,也是祭祀上帝和頒布政令舉行重要典禮的處所。關于它的名稱,夏后氏稱之為世室(即大室),殷人稱之為重層,周人稱之為明堂,我們現在稱它為古代的宗廟明堂建筑。”高先生的觀點來源于王國維先生關于亞形平面的明堂復原(圖四),也正好與文獻所載周代明堂“周制五室,東為木室,南火、西金、北水,土在其中”相符。
 
張光直先生關于亞形明堂提供了許多例證,漢代的日晷和長沙楚繒書。他認同繒書是楚明堂的觀點,“繒書所代表的宇宙世界與宗廟明堂所象征的宇宙世界可能是一回事,繒書四角的四木便是古代宗廟明堂建筑角隅所種植的四木。明堂的墻壁到了四角為了四木的關系向里凹入,所以明堂的蓋布圖便成了亞形了。如果將楚繒書加上黑框,再把四木的四角躲開,豈不是真真正正的一幅亞形明堂圖嗎?”(圖五)
 
明堂平面呈亞形,是古人所構想的宇宙模式的反映。古代占卜所用的工具“式”就是模仿古代的宇宙模式。李零認為:“式是一個小小的宇宙模型……古人發明這個模型,目的不僅僅在于‘模仿’,還想藉助他做各種神秘的推算,提出問題和求得答案,冀于溝通天人。”他認為式圖的空間結構可分解為四方、五位、八位、九宮、十二度不同形式,可分為四進制和十進制兩大系統,兩個系統是可以相互變通。即四分、八分和十二分的系統可與五分、九分的系統通過加位完成互通。亞形明堂正好在空間上實現了這兩大系統的互通,形成四方、八位、九宮格。(圖六)武則天明堂基址的八角形,從空間上來說,就屬于式圖四分、八分、十二分系統,是古人宇宙模式的模仿。八邊形是處于圓形與正方形之間的過渡體,能更好地處理明堂的下、中、上三層方形、十二邊形和二十四邊形的轉換。八邊形是亞形明堂布局的變體,通過八邊形可以與亞形之間進行互通,達到天人溝通的目的。(圖七)
 
三 武則天明堂的政治活動
 
巫鴻認為:“一座有功能的紀念碑,不管它的形狀和質地如何,總要承擔保存記憶,構造歷史的功能,總力圖使某位人物、某個事件或某種制度不朽,總要鞏固某種社會關系或某個共同體的續帶,總要界定某個政治活動或禮制行為的中心。”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明堂絕對是一座紀念碑性的建筑。
 
武則天在明堂建成之后的詔書中表達了受天命眷顧的欣喜,“夫明堂者,天子宗祀之堂,朝諸侯之位也。開乾坤之奧策,法氣象之運行,故能使災害不生,禍亂不作。眷言盛烈,豈不美歟!”至此,萬象神宮成為武則天的政治舞臺,她要在這個象征新政權符號的地方,實現她的政治理想。武則天仿照周禮的禮儀,頻繁地親享明堂,大赦天下,這些都是為了擴大自己的政治影響,讓復古大周在大唐臣民的意識中慢慢地生根、發芽,最后成為意識的主流,從而達到取而代之的目的。同時還頻繁地在明堂內舉行各種政治活動,“變官稱,易都邑,加尊號,屢改元”,從而將輿論和公眾視線轉移到明堂上來,為自己登基制造聲勢減少阻力。她不僅在這里舉行了盛大的祭天儀式,還在這里完成了政權更替,在明堂舉行了登基大典。從688年到705年之間,武則天十余次親自享祀明堂,將明堂作為她君權神授的標志。從“圣母神皇”到“慈氏越古金輪圣神皇帝”每一次政治上的前進,明堂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武則天在明堂舉行的政治活動可分為稱帝前和稱帝后,稱帝后以明堂焚毀又可分為前后兩階段。明堂建成后,武則天在稱帝前以太后身份主持的所有政治活動,全是在為新政權“大周”的建立做著準備,明堂是新政權實現的政治舞臺。
 
稱帝前明堂的活動主要集中在永昌和載初年間。其中永昌元年(689年)正月在明堂舉行活動就達三次之多,“永昌元年正月元日,始親享明堂,大赦改元。其月四日,御明堂布政,頒九條以訓于百官。文多不載。翌日,又御明堂,饗群臣,賜縑纁有差”。對于這次連續幾日的明堂活動,《資治通鑒》記載為:“春,正月,乙卯朔,大饗萬象神宮,太后服袞冕,搢大圭,執鎮圭為初獻,皇帝為亞獻,太子為終獻。先詣昊天上帝座,次高祖、太宗、高宗,次魏國先王,次五方帝座。太后御則天門,赦天下,改元。丁巳,太后御明堂,受朝賀。戊午,布政于明堂,頒九條以訓百官。已未,御明堂,饗群臣。”祭祀是明堂一項重要的功能,祭祀對象是昊天上帝,意味著承天受命。祭天是歷代帝王獨享的祭祀,“夫圣人之運,莫大乎承天”,是皇帝以“天子”身份所舉行的重要禮儀活動。然而永昌元年明堂祭祀時,按照唐代禮法規定,唐睿宗李旦應當是天地祭祀主導者,而現實情況卻是太后主導了明堂祭天活動。通過祭祀,武則天順利地以初獻身份完成皇帝所特有的祭祀功能,為實現唐周革命做著身份轉換的準備。隨后,武則天大赦天下,并改元永昌,以大赦的方式傳遞了這次明堂祭祀的信息。這是唐代建國以來,第一次實踐明堂大禮,完全遵照儒家的理念。上層為“祭祀之所”,在其中祭祀昊天上帝、李唐三圣配享、魏國先王武士護從祀;下層是“布政之宮”,圣母神皇御明堂頒九條以訓百官,饗群臣。明堂在元日舉行元會,成為構建君主關系的政治空間。永昌元年二月,“則天又御明堂,大開三教。內史邢文偉講《孝經》,命侍臣及僧、道士等以次論議,日昃乃罷”。這種雜糅了中國儒家傳統的政治禮儀與佛、道宗教儀式的“萬象神宮”,表明了武則天為獲得支持,廣泛地進行政治宣傳的良苦用心。
 
載初元年(690年),武則天在“圣母神皇,永昌帝業”的政治宣傳下,以神皇身份進行明堂大饗。“載初元年(690年)春正月,神皇親享明堂,大赦天下。依周制建子月為正月,改永昌元年十一月為載初元年正月,十二月為臘月,改舊正月為一月,大酺三日。神皇自以‘曌’字為名,遂改詔書為制書”。這次明堂大赦,是為了“擴大周制計時的影響,讓人們慢慢適應周制,接受將要成立的大周王朝”。武則天依周制計時,官名改用周制,就連明堂的形制和裝飾都有著周的因素和符號,這是借著復古周制的名義達到自己改朝稱帝的目的。周朝被漢代以來的儒家學者美化成為理想的王朝,成為托古改制最好的選擇,武則天還將自己武氏始祖上溯至周武王,明堂建造也是為了“造我舊周”的需要。當一切準備妥當,接下來就是改弦更張,登基稱帝了。
 
稱帝后的大周皇帝依然把明堂作為其實施政治運作的舞臺。明堂成為武曌政治生活中最重要部分,故其不斷地強化明堂的影響。在改用周正后,本來在秋季舉行的明堂大享,改在正月元日舉行。天授二年(691年)正月,“日南至,親祀明堂,合祭天地,以周文王及武氏先考、先妣配,百神從祀,并于壇位次第布席以祀之”。這種合祭天地的方式,開創唐宋以來的先河。配祀者身份的變化,是這次合祭天地的最大變化,釋放了新政權的重大信號。
 
佛教活動在萬象神宮的舉行,是大周政治的又一特色。長壽二年(693年)九月,大周皇帝為加封金輪圣神皇帝尊號,專門作金輪等佛教七寶,在朝會時展陳在殿庭上。這是為標明大周皇帝的佛教轉輪王身份,也暗示武則天借用佛教進行政治活動。證圣元年(695年),佛教的無遮會在明堂舉行,其盛況空前,“乙未,作無遮會于明堂,鑿地為坑,深五丈,結彩為宮殿,佛像皆于坑中引出之,云自地涌出。又殺牛取血,畫大像,首高二百尺,云懷義刺膝血為之”。
 
證圣元年天堂大火延及明堂,明堂被燒毀。武則天詔令依原尺寸重建明堂。天冊萬歲二年(696年)三月明堂重建成功,新明堂取名“通天宮”。新建成的通天宮,是武則天成為大周皇帝后的新明堂。通天宮的命名,賦予了新明堂新的使命,實現天人溝通,保江山永固。
 
讀時令是帝王法天地順四時治理國家的重要措施,也是奉宗廟安天下的大禮。武則天在通天宮建成之后,親自御通天宮的端扆殿,命有司讀時令。其目的是為把明堂月令與政治結合,預示通天宮順應四時,年壽永久。
 
另一項與明堂有關的政治活動則是安置九鼎于明堂庭,“其年,鑄銅為九州鼎,既成,置于明堂之庭,各依方位列焉”。“九鼎是帶有強烈儒家政治紀念碑性的禮器”,是祭祀時的禮器,代表著皇權,象征著江山穩固、皇位合法。武則天通過九鼎的鑄造,希望將明堂大火對武周政權的影響降至最低。而鑄九鼎置于明堂中,是武則天在依賴佛教的意識形態統治失敗之后,主動回歸到中國本土意識形態的操作手法。
 
然而,這樣的回歸終究不能挽救武周政權的命運。圣歷元年(698年)正月,武則天“親享明堂,大赦天下,改元,大酺九日”。這是武周皇帝最后一次在通天宮進行祭祀。從此以后,武周皇帝的明堂政治逐步退出歷史舞臺。
 
四 結語
 
武則天明堂從“萬象神宮”到“通天宮”,完成了武則天禪唐建周的政治理想,也完成了洛陽作為首都的神圣性和權威性,提升了洛陽的政治地位。武則天明堂,作為國家祭祀的禮制建筑,完善了洛陽的首都禮儀空間;作為武周政權的代表建筑景觀,雄居宮城核心,成為具有紀念碑性的建筑。但當李唐王朝重新掌權之后,明堂成為最先改造的對象,這是革除武周政治影響的重要舉措。開元年間,唐玄宗下大力氣改造洛陽的明堂。開元五年(717年),玄宗改明堂為“乾元殿”;開元二十六年(738年),玄宗以明堂“體式乖宜,違經紊亂,雕鐫所及,窮侈極麗”,遂詔令將作大匠康素毀東都明堂。“素以毀拆勞人,遂奏請且拆去上層,卑于舊制九十五尺。又去柱心木,平座上置八角樓。樓上有八龍騰身捧火珠。又小于舊制周圍五尺。覆以真瓦,取其永逸”。開元二十八年(740年),“佛光寺火,延燒廊舍,改新殿為‘含元殿’”。這座新殿在日漸衰敗的國運之下,最終未能逃脫戰爭的厄運。安史之亂中,明堂最終被毀。
 
原文刊于《中原文物》2019年第6期 此處省略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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