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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余年來清代西部宗教立法相關研究述評
發布時間: 2020/2/14日    【字體:
作者:田慶鋒 張峰 蒙愛紅
關鍵詞:  清代 西部 宗教立法  
 
 
清代西部宗教立法主要表現為對藏傳佛教立法和伊斯蘭教立法。史學界、法學界和民族學界長期以來對該問題的研究澄清了一些較為重要的史實問題,提出了一些頗有價值的論題,但未將清代中國西部視為一個較為獨立的研究范圍,研究方法以歷史學方法為主,缺乏深入的理論分析。清代西部宗教立法研究應當為,而且也能夠為當代中國宗教法制理論發展與體制建構做出更大的貢獻。
 
清代是中國西部地區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的重要時期,奠定了近現代該地區民族宗教格局。清代西部宗教立法的內容包括對藏傳佛教立法和伊斯蘭教立法兩個方面,涵蓋宗教政策、政教關系法律調整、管理制度等諸多專題。史學界、法學界和民族學界對該問題給予了長期的和持續的關注,1950年以來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本文擬對60余年來學界相關研究成果進行回顧與省思。
 
一、清代藏傳佛教立法相關研究的回顧
 
對藏傳佛教立法是清代西部宗教立法的主要內容。該問題自清末民初起即受到張其勤、吳豐培等學者的高度重視。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界對清代相關朱批奏折、地方志、文集、法典、實錄等史料進行了系統的整理,{1}在宗教政策、政教關系、管理制度等問題的研究方面取得了較為長足的進展。
 
(一)藏傳佛教政策方面
 
宗教政策是宗教立法的政治和法理依據,屬于廣義的法的范疇。清政府的藏傳佛教政策是清代西部宗教立法的重要內容之一。學術界對清代的藏傳佛教政策的認識基本一致,并且逐漸形成了深厚的學術積淀。其中較早對清代藏傳佛教政策進行考察的是臺灣學者朱寶唐和札奇斯欽等人,他們已經注意到清政府對蒙古和西藏宗教政策的重要差別。{2}李毓澍則駁斥了將蒙古衰落歸咎于清朝宗教政策的觀點,指出清代對外蒙的宗教政策應以準噶爾之征服為界限。{3}20世紀80年代以后,大陸學界也開始關注此問題。張羽新較早地發表了一系列論文,系統地對清代藏傳佛教政策進行了考察,指出清朝利用藏傳佛教的原因是該宗教在蒙藏地區有著長久的歷史、得到普遍的信仰、政治上居于統治地位,以及五世達賴喇嘛等宗教首領在清朝奪取、鞏固封建中央政權的過程中給予了積極的合作與支持;該政策始于努爾哈赤,乾隆時期依然奉行,并將其納入加強多民族國家統一、鞏固封建政權的總體戰略目標之中;清朝利用藏傳佛教的主要做法是優待喇嘛教、大量修建寺廟、加強行政管理、限制寺廟勢力、將藏傳佛教置于封建法律之下;該政策有利于維系清代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和各民族經濟文化交流,但也麻痹了蒙藏人民的斗志,致使藏傳佛教勢力在蒙藏地區惡性膨脹,嚴重影響了蒙藏地區人口的增殖和經濟文化的發展,出現此種后果的原因是清朝封建專制制度日趨沒落、農民起義對清朝的沉重打擊、乾隆帝是有神論者。這些成果均收錄于其專著《清政府與喇嘛教》中。{4}陳國干將清代對蒙古地區的宗教政策分為入關前、順治至雍正、乾隆至嘉慶、道光以降四個時期,指出該政策有利于穩定北部邊疆、保留蒙古文化遺產,但也阻礙了蒙古地區生產力的發展。{5}趙云田認為清代利用藏傳佛教的宗教政策形成于皇太極時期,其實施過程可分為“利用”、“分而治之”、“抑制”、“完全控制”、“疏遠”等幾個階段,不同時期清政府對待藏傳佛教的態度不同,清政府完全控制藏傳佛教的標志是金瓶掣簽制度的形成。{6}徐曉光從行政立法、刑事立法等方面對清代藏傳佛教立法進行了初步考察和分析。{7}此外,陳生璽、于本源、陳楠、曾國慶、星全成等學者對清代的藏傳佛教政策也進行了考察。
 
(二)政教關系方面
 
有關藏傳佛教的政教關系問題是清代西部宗教立法的重點問題之一。學術界的研究集中于政教關系歷史變遷的考察。較早以長文探討西藏地區政教關系者為藏族學者東噶·洛桑赤列。通過系統考察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產生以前政治、經濟、宗教的狀況,他指出“政教合一”是指政權和教權都掌握在一個人手中,該制度在西藏出現的經濟原因是佛教組織和僧侶占有大量的動產和不動產,為保持和擴大自己的政治經濟特權,宗教上層貴族始欲控制政權;該制度形成于元代,是元朝加強對西藏統治和薩迦派擴展本派宗教勢力兩種因素結合的產物,是元朝中央政府直接治理下的政教合一,而非薩迦派單獨掌權;黃教興起之后,在蒙古貴族支持下建立的政教合一的西藏地方政府,其勢力由于清朝中央政府對五世達賴喇嘛的冊封而逐漸增強。{8}學界由此展開了對西藏地區政教關系問題的深入的考察,其中爭論的相關問題主要集中于清代1721年以前西藏地方政教關系的性質。楊許浩將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分為萌芽期、發展期、完備期和衰亡期,指出黃教在西藏取得完全統治權之后政教合一制度才日趨完備;17世紀中葉以后,政教合一制度日益衰敗。{9}有些學者認為清初西藏即已建立起政教合一政權,而王輔仁則認為清政府在西藏實行的是政教分離政策,從封號上可知達賴喇嘛并非政教合一的雙重領袖人物。{10}此外,陳文祥、平措塔杰、牛綠花等學者的研究對該問題也有涉及。清政府對蒙古地區政教關系的立法,由于史料等問題的制約,還有待進一步展開系統的研究。
 
(三)宗教管理制度方面
 
學界對清代藏傳佛教管理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活佛轉世制度、僧官制度、駐京呼圖克圖制度、貢賞制度等方面。
 
活佛轉世制度方面,學界主要圍繞活佛轉世制度的產生原因、影響等問題展開探討。韓官卻加通過系統考察藏傳佛教活佛轉世制度的產生、發展和清代改革的歷程,指出宗教上層為防止因宗教領袖的去世而喪失政治特權和雄厚的經濟利益是創立佛教化身學說的原因,轉世制度將世俗之世襲制成功而巧妙地移人佛教圣職之中,以保證政治特權和經濟勢力的延續,進而鞏固其宗教地位。{11}顏民政認為活佛轉世產生的原因是宗教之神秘性、喇嘛教教義之靈魂轉世說、西藏政治經濟發展的特點、諸教派之間的互相爭斗、宗教與世俗統治勢力之間的密切聯系,活佛轉世制度實為活佛權力、地位和財產之延續,不單是宗教問題,更是重要的社會政治問題。{12}次旦倫珠認為活佛轉世制度衍生于佛教“輪回轉世”理論,并非憑空捏造;藏傳佛教僧團不過是以佛家的“輪回轉世”說為依據,以釋迦牟尼的前生故事為楷模,加以具體運用和發揮而已,這種做法亦為世俗世襲領主所使用。{13}巴桑羅布從宗教學、文化學和社會學角度對活佛轉世制度的內涵作了考察,指出活佛轉世傳承法的宗教理論基礎包括靈魂觀念、輪回思想、修行成佛和利樂眾生說四個缺一不可的要素。{14}此外,桑德、降邊嘉措等學者對活佛轉世的歷史演變、轉世的宗教儀軌和程序等方面也進行了考察。
 
金瓶掣簽制度是清代西部宗教立法的核心問題之一。柳陞祺和鄧銳齡第一次系統地考察了金瓶掣簽制度確立的原因、過程及其實踐,指出乾隆帝創立金瓶掣簽之本意在于恢復黃教的純宗教傳統,使其不受西藏某一政治勢力左右,最終目的為輯安西藏與蒙古,以利于全國之統一;金瓶掣簽立法雖然沒有杜絕西藏內部的權力爭奪,但雍正和乾隆前期兩次巨大的分裂未再次出現,蒙藏關系一直保持于宗教范圍內,乾隆帝之立法目的大部分已實現,并指出清政府廢除了護法降神初步指認轉世靈童的權力。{15}劉廣安以法學視角,將金瓶掣簽制度置于民族立法的范疇進行考察,指出金瓶掣簽制度是清朝“因俗治宜”、“因地制宜”民族立法原則的應用,是清朝治理多民族國家的一種重要方式。{16}曲青山則認為金瓶掣簽制度是清朝全面治藏政策的產物,是對西藏完全行使主權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蒙藏地區大小活佛和呼圖克圖抬高自己身價,給自己罩上神圣光環的一種需要;該制度始終是中央擁有對達賴、班禪轉世特批權的一個法典依據,并進而依據《番僧源流考》等史料對金瓶掣簽具體儀式進行了考察。{17}蘇發祥通過對乾隆朝以后金瓶掣簽制度實踐的考察,認為其在執行過程中發生了一些變化,即掣簽地點由大昭寺改為布達拉宮,簽牌實際僅用滿、藏兩種文字,抽簽時由達賴和班禪彼此拈定改為由駐藏大臣拈定,并且認為護法降神初步指認轉世靈童之權最終被保留了下來。{18}陳慶英以史學的視角,系統而又詳細地考察了金瓶掣簽制度確立的歷史背景、目的及其實踐,指出金瓶掣簽制度在活佛轉世認定過程中具有深遠影響,已成為一項歷史定制,受到僧俗各界普遍重視和遵行,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19}此外,祝起源、李勤璞、廖祖桂、吳云岑、趙學毅、孫鎮平等學者對此問題也有研究。
 
僧官制度方面。謝重光等從宗教史和政治制度史的角度對清代藏傳佛教的呼圖克圖制度、喇嘛制度、師號制度以及藏傳佛教組織內部僧官的設置進行了較為系統的考察。{20}賀其葉勒圖對清代藏傳佛教呼圖克圖職銜進行了詳細的歷史考證,土呷對清代昌都地區帕巴拉呼圖克圖、察雅切倉羅登西饒呼圖克圖、類烏齊帕曲呼圖克圖、八宿達察濟嚨呼圖克圖的世系進行了較為系統的考證。{21}
 
丹書克制度方面。丹書克制度是清代中央政府管理藏傳佛教的一項重要的法律制度。學者們對丹書克的含義、特點、內容及其與年班制度的區別等問題進行了考察。李鳳珍認為丹書克作為一種文書雖然產生較早,但是至乾隆時期才正式成為較為完善的制度,具有上蓋達賴班禪欽賜印章、呈遞有固定日期、派專人呈遞、達賴班禪遞呈丹書克時準西藏僧俗官員隨附呈進貢物、丹書克貢物在御前呈遞等特征,其內容包括達賴班禪恭請圣安奏書、獻貢物和清朝降敕,該制度宗旨為“厚其賞賚,以作其忠誠”,并進而指出丹書克具有政治、經濟兩方面屬性。{22}桑丁才仁則認為丹書克早在皇太極時期即已出現,是藏文中已有的一種文書形式,西藏地方與清朝中央政府建立廣泛聯系之后,才將其移植于雙方行文關系之中,使其成為西藏上層貴族向清帝呈遞的一種公文形式;丹書克每年元旦、冬至和萬壽三節始向皇帝呈遞;皇太后壽辰時也需呈遞丹書克,以示祝賀;丹書克不同于一般公文,一般不做陳報政務之用。{23}
 
駐京呼圖克圖制度方面。白文固通過對清代駐京呼圖克圖待遇、地位等問題的考察,指出駐京呼圖克圖實質上是一個以原青海各寺活佛為主體的格魯派宗教勢力,標志著青海格魯派的興起;駐京呼圖克圖是一個在清廷精心培植、權力催化下產生的宗教勢力。{24}而陳慶英則通過對北京雍和宮內駐京呼圖克圖及其佛倉的系統考察,指出在雍和宮擁有佛倉的呼圖克圖包括阿嘉、洞闊爾、章嘉等七位活佛,清政府將雍和宮改為藏傳佛教寺院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要通過雍和宮加強與藏傳佛教人士的關系和對宗教事務的管理。{25}
 
二、清代伊斯蘭教立法相關問題研究回顧
 
清政府對伊斯蘭教的立法是清代西部宗教法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學界長期以來對該問題也給予了較大關注,其研究主要圍繞清政府的伊斯蘭教政策、政教關系、門宦制度等問題而展開。
 
(一)伊斯蘭教政策方面
 
清代的伊斯蘭教政策是清代對伊斯蘭教法律調整的重要組成部分。李興華最早對該問題進行了探討。他認為清代伊斯蘭教政策變化較大,清朝建立至乾隆四十六年,既沒有將伊斯蘭教看作邪教,也沒有像對待佛教那樣持尊崇態度,而是采取了允許存在、適當利用的寬容政策;乾隆四十六年至道光末年清朝伊斯蘭教政策發生了巨大變化,開始以防范、高壓、屠殺政策為主。{26}陳慧生則考察了回疆伊斯蘭教黑山派和白山派形成的過程及清政府的政策。{27}此外潘志平、陳國光等學者對此問題也有探討,其觀點大同小異。
 
(二)政教關系方面
 
余振貴通過考察清代伊斯蘭教與國家關系的變遷史,指出清代國家與伊斯蘭教的政教關系經過了一個“從重佛輕回”到“聯回抗準”,從“和平招撫”到“亂則聲討”,統一回疆后實行“政教分離”的過程,從乾隆晚年開始對伊斯蘭教先后確立起“以回治回”和“剿撫并施”再到“安定邊疆”的政策,嚴厲打擊白山派宗教分離勢力。齊清順等通過對清朝統一回疆的歷程和行政建制的考察,指出清政府對新疆南部(回疆)地區政教關系的基本立法原則是“政教分離、限制利用”。陳慧生等依據大量漢語和穆斯林史料,從宗教史的角度系統地考察了清代新疆地區伊斯蘭教的發展過程及其政教關系的歷史變遷。
 
清代西北回民起義是當時清政府對西北穆斯林聚居區政教關系進行法律調整的特殊表現形態和重要結果,其研究亦受到學界高度重視。大陸方面,20世紀50年代,馬霄石、白壽彝、馬長壽等學者即開始展開對該問題的研究。其中白壽彝的著作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收錄了大量重要的相關史料,內容包括奏議、檄文、詩詞、誓詞等文獻資料。20世紀80年代以降,回民起義研究再次受到學界高度關注。如吳萬善、李范文、余振貴、韓敏、邵宏謨等學者在對20世紀50年代相關成果進行整理之余,還展開了對陜甘回民起義的系統考察。其中,李范文等從起義背景、地點、時間、經過、善后措施、影響等方面,系統整理了明清時期中國西北歷次回民起義的相關資料;吳萬善則對清代西北地區爆發的米喇印起義、蘇四十三起義、田五起義、同治年間陜甘回民起義和新疆回民起義的歷程進行了較為系統的考察。{34}臺灣學者也非常重視清代回民起義研究,王樹槐、高文遠、王中復等學者用功頗力。其中王中復不再以傳統民變為視角,而是從社會文化適應的角度,從回民族性的社會層面與伊斯蘭宗教本質的文化層面,對西北伊斯蘭教信眾的反清運動進行了深入的系統分析,指出清代穆斯林起事頻發不單有政治上的原因,還有回民再伊斯蘭教化及其與中國社會適應的因素。{28}這些研究為我們進一步梳理清政府對穆斯林聚居區政教關系的法律政治調整提供了較為堅實的基礎。
 
(三)門宦制度方面
 
門宦制度是清代西部伊斯蘭教發展史上的重要內容,也是清政府急于解決的政治法律問題,對于考察和探討清代對西部伊斯蘭教的立法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馬通先生在長期調研的基礎上,利用碑刻、傳記等多種文獻資料及社會調查資料,對伊斯蘭教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教派和門宦的源流、門宦產生的社會基礎等問題進行了系統的探討。{29}曹慶鋒以宗教哲學的視角對清代門宦的特質進行了分析,認為門宦具有嚴密而系統的道統繼承制、掌教的神權化、發達嚴密的組織性等內在特質,其成為回民抗清事變的主導力量的原因是爭奪宗教資源、宗教犧牲精神、宗教神權特征等,此種有序的組織性與回民傳統松散單一的教坊制不同,遇有多事之秋便成為信眾凝聚的核心。{30}此外,勉維霖、高占福等學者也從社會學、宗教學等角度對伊斯蘭教門宦制度進行過理論上的深入探討。
 
三、60余年來學界相關研究的特點及其展望
 
綜覽60余年來學界對清代西部宗教立法的相關研究成果,可以歸納出以下幾個特征:
 
(一)研究領域較為廣泛
 
清代西部宗教立法研究成果可以分為藏傳佛教和伊斯蘭教立法兩個方面。研究領域涉及清代國家的藏傳佛教和伊斯蘭教政策、國家與藏傳佛教和伊斯蘭教關系、國家對藏傳佛教和伊斯蘭教事務的管理體制等問題。其中,有關藏傳佛教的宗教政策、政教關系,有關伊斯蘭教的回民起義和門宦制度等研究在深度上取得了較為長足的進展。這些研究為進一步深化對清代西部宗教立法的考察提出了較為重要的論題和方向,為清代西部宗教法制體系的整合性考察奠定了較為堅實的基礎。
 
(二)研究方法以歷史分析方法為主
 
縱觀60余年的研究成果,歷史分析的方法是學界使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學者們對清代國家西部宗教政策的歷史變遷、西部政教關系的歷史演變、回民起義的具體進程和善后處理、伊斯蘭教教派的分化發展等問題進行了較為系統的史實考證和梳理。這種研究方法及其所取得的成就為深化清代西部宗教立法研究提供了堅實的史學基礎,并為將來以法學和宗教學相關理論為主進一步歸納和分析清代西部宗教法制問題準備了較為充分的條件。
 
(三)研究成果涉及領域不均衡、缺乏深入的理論分析
 
整體而論,現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有關藏傳佛教的宗教政策、宗教管理制度、政教關系變遷、西藏地方與中央的關系等問題的實證考察、分析和梳理上;有關伊斯蘭教的研究成果則集中于回民起義、門宦制度等方面,有關伊斯蘭教的宗教政策、政教關系等問題的研究成果相對較少;缺乏在中國西部語境下對藏傳佛教和伊斯蘭教立法問題進行整體性和比較性的研究,未將清代西部宗教立法問題作為一個獨立問題看待;研究方法較為單一,缺乏法學、宗教學等跨學科方法的多視角分析;法學界現有成果對清代西部宗教立法的法理分析不足,進而無法對中國當代宗教法制理論的發展和宗教法制體系的完善提供有強有力的理論支持。
 
總之,60余年來學界對清代西部宗教立法有關問題的研究提出了一些頗有價值的論題和研究方向,在西部宗教政策、政教關系、宗教管理制度史等問題的考察上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澄清了許多重要的史實問題。但是其研究方法單一,跨學科研究方法的使用是將來發展的趨勢,整體性和比較性的考察及深入的理論分析是應當努力的方向。清代西部宗教立法研究應當為,而且也能夠為當代中國宗教法制理論發展與體制建構做出更大的貢獻。
 
西部法學評論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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