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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現代審視
發布時間: 2020/2/14日    【字體:
作者:張倩紅
關鍵詞:  猶太 復國主義運動  
 
 
內容提要:猶太復國主義作為一場旨在推動猶太人回歸巴勒斯坦的世俗運動,是在西方民族主義 思想的孕育下興起的,因此具有了無可置疑的現代性。它試圖塑造現代人格,培養“猶 太新人”,實現猶太文化的現代化,并在世俗主義、集體主義以及民主、自由等現代理 念的基礎上建構猶太社會。
 
      猶太復國主義,又稱錫安主義,指猶太民族復國還鄉的思想。猶太復國主義即Zionism ,此詞的詞根為zion,是指位于耶路撒冷的一座山的名稱,漢譯為錫安山。希伯來先知 們把它作為耶路撒冷城的精神象征與別稱,并把耶路撒冷與猶太國的居民稱為“錫安之 女”(Daughter of Zion)。第一圣殿被毀之后,zion具有了特殊的含義,表述了猶太人 對故土耶路撒冷的懷戀之情及回歸之愿,也成了散居猶太人宗教生活中的一個中心概念 ,成為猶太遺產的一部分。猶太復國主義作為一個現代術語出現于19世紀末 ,1890年4月,內森·伯恩鮑姆(Nathan Birnbaum)最早使用,后來被第一次猶太復國主 義者代表大會正式采用,意指猶太人以回歸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園為目標的政治運動 。[猶太復國主義還被一些學者解釋為“世俗化的彌賽亞主義”(Secularized Messianism)。彌賽亞主義一詞來源于Messiah,即救世主,它堅 信上帝最終會對流散的猶太人負責,就像希伯來先知所預言的那樣,上帝通過救世主帶 領他的人民回到和平、仁愛、充滿正義的故土上,在此之前猶太人所經歷的一切苦難都 是上帝的考驗與磨煉。這一觀念在猶太人的心目中已經根深蒂固,形成一種宗教意義上 的民族凝聚力。猶太民族之所以毀而不滅的歷史奇跡,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民族宗教及 故土重返的堅定信念。從這個意義上說,“不是猶太人造就了《圣經》,而是《圣經》 造就了猶太人”,不是上帝選中了猶太民族,而是猶太民族選中了上帝。猶太復國主義 運動興起之后,在很多人看來,它是古老的彌賽亞觀念的現代復活,即“清除其中的超 自然因素,而僅僅保留其政治、社會及一些精神目標”。也就是說,傳統的彌 賽亞觀念被猶太思想家們進行了現代闡釋,用自由、平等、民族、國家等現代主義理念 取代了其中的神秘主義及末世論色彩,從而產生了猶太復國主義這一現代民族主義觀念 。
 
一、民族主義對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孕育
 
      從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發展歷程來看,它不是由單一的社會力量發起和推動的,而是 一個主張復國的各種力量的大聯盟,容納了不同的思想派別,如政治猶太復國主義、宗 教猶太復國主義、文化猶太復國主義、勞工猶太復國主義、社會主義的猶太復國主義、 修正派猶太復國主義等,但從其本質及主流來看,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是一場世俗的、民 族主義的政治運動。就其產生的歷史動力而言,主要來自外部因素的推動,具體來說就 是正在走向現代化的歐洲社會所孕育的民族主義思潮直接推動了復國運動的興起,用當 代研究猶太復國主義史的專家沃爾特·拉克的話來說,“簡言之,猶太復國主義是歐洲 ,而不是猶太區的產物”。
 
      19世紀是民族主義在歐洲勃興的時代。民族主義(Nationalism)一詞,1844年才在社會 文本中出現,作為一種社會思潮及歷史現象的民族主義是指以民族為符號與動力(大多 以建立民族國家為目的)的、有著統一意識形態的社會及政治文化運動。民族主義是現 代民族的思想意識,它在世界現代化的過程中產生,和市民社會的文化結構密切相關, 并由少數知識分子的精英思想發展為普遍的社會意識和社會文化,因此,民族主義是現 代社會的產物。民族主義興起之初,主要表現為改變現存社會結構,建構民族國家,并 在英、法、美等國開辟了廣闊的發展空間。19世紀以來,民族主義成了歐洲最主要的社會思潮,它不僅反映了工業化、現代化時代市民社會的心性結構,而且反映了國際關系 領域的新的政治、經濟及文化格局。與此同時,以“自由”、“平等”、“民主”、“ 自決”、“解放”、“科學”、“人權”、“主權”等現代理念為旗幟的,以反對帝國 主義和殖民主義、爭取民族獨立為目標的另一類性質的民族主義運動也在非西歐國家產 生。整個20世紀,民族主義與世界現代化在時間與空間上同步發展,已成為并駕齊驅的 兩大歷史潮流,從結構與形態上改變著人類社會的面貌。
 
      民族主義作為占主流地位的文化思潮自然影響到了猶太人,“目擊了歐洲民族主義的 醞釀與發展,并于同時期誕生的猶太復國主義接受了這一進步運動的信條”。 塞謬爾·大衛·盧扎托(簡稱沙達爾)是猶太民族主義的典型代表人物,他被意大利民族 英雄馬志尼、加里波第等人的民族英雄主義氣節所感染,深為猶太民族缺乏這種把民族 理想與圣戰結合起來的典范精神及獻身意識而擔憂。他批判一些猶太人在追求現代主義 的過程中,為了所謂的民權不惜拋棄自己的民族個性,在他看來,為了一個“平等的純 粹幻影而背叛自己的民族觀”實在不值得。在他的作品中極力為保持民族文化而呼吁, 反對解放運動與民族傳統的脫節,激發猶太人尤其是青年一代對圣地及故土的熱愛。
 
      猶太復國主義思想家摩西·赫斯及佩雷斯·斯摩棱斯基(Peretz Smolenskin)等都是現 代猶太民族主義的早期代言人。摩西·赫斯首先用流行于東歐和中歐的民族主義概念定 義猶太人,強調猶太人不是宗教團體,而是“一個獨立的民族,一個特別意義上的種族 ”,現代猶太人如果否認這一點,不僅背叛了自己的宗教,而且背叛了自己的祖先、自 己的人民。他指出改革派對猶太民族性的否定,只能降低人們對猶太教的敬意,使之成 為一種被新詞藻、新禮儀所掩飾的空洞無物、模糊不清的殘骸而已。摩西·赫斯為復興 猶太民族意識而呼吁,他的《羅馬與耶路撒冷》一書就是以極富感染力的個人自白而開 始的。他在《第一封信》中寫道:“經歷了20年的疏遠之后,我又重新回到了我的人民 之中,我又成為他們其中的一員,參與其對圣日的慶典,分享其記憶與希望,加入以色 列之家的精神及文化事務……一種我一直認為已經永遠埋藏在心底的思想再度萌生,這 就是我的民族理想——一種與先輩們的遺產及圣地的記憶不可分割的思想感情。”
 
      1842年出生于俄國,后來移居維也納的佩雷斯·斯摩棱斯基,反復強調猶太人是一個 精神民族,在王國被毀后,其民族性依然存在。他一方面指出,沒有希伯來文就沒有“ 托拉”,沒有“托拉”就沒有猶太民族,試圖以“民族情感”的概念來取代“托拉”, 所以被稱為“精神民族主義”。文化猶太復國主義的代表阿哈德·哈姆(Ahad Ha-Am)認 為,民族主義運動是“整個猶太民族應付后格托(Post-Ghetto)局勢的一次偉大的、建 設性的民族努力”,民族的統一、復興及自由發展應該成為猶太教所關注的焦點。阿哈 德·哈姆還運用社會科學特別是達爾文的人類學和社會心理學來分析民族問題,解釋猶 太民族主義及民族個性,他的民族主義觀念被認為是由“西方哲學和政治思想塑造而成 的,而非猶太傳統的產物”。赫茨爾在他的《猶太國》中明確指出:“我 認為,猶太人問題既不是社會問題,也不是宗教問題,盡管有時以這種和那種形式出現 ,它還是一個民族問題。”他還說,我們是一個真正的民族,一個被痛苦和磨 難凝聚在一起的民族整體,猶太國家是猶太民族的最終歸宿,伴隨著這個國家的出現, “一種極為優秀的猶太人將從地球上出現,馬卡比家族將再度復興”。魏茲曼對世界民 族主義運動更是大加贊賞,他在1909年1月24日的一次講演中把1908年的青年土耳其運 動稱作“新黎明的希望”。1912年3月27日在致一個學生團體的演講中,魏茲曼指出:當猶太復國主義實現其目標之時,猶太人現在所缺乏的民族國家就會出現。這一為民族 理想而奮斗的目標不能用數學方法來計算,但我們完全可以證明它的可行性。“當未來 的、不再篡改猶太歷史的史學家在描述我們這個時代時,他會說,這是一個困難的時代 ,也是一個偉大的時代。”
 
      社會學家認為,民族主義往往以政治、社會和文化危機為背景,猶太復國主義興起之 日正是猶太社會內憂外患之時。19世紀70至80年代,同化主義和反猶太主義從內外兩個 方面瓦解著猶太陣營。猶太復國主義者把古老的回鄉觀念賦予時代內涵,不僅提出了解 決猶太問題的新構想,而且付之于實踐,標志著猶太歷史從此掀開了新的一頁。猶太復 國主義作為世界民族主義運動陣營中的遲到者,在沒有資金、沒有地域、沒有軍事力量 的情況下,卻依靠猶太人的堅強信念、道德說服力、靈活的領導策略及特殊的歷史機遇 在較短的時間內實現了預期的目標,為研究世界民族主義運動提供了新的個案。
 
二、猶太復國主義強調從傳統人格到現代人格的轉變
 
      隨著現代主義的興起,歐洲人文思想界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對中世紀以來所造就的逆 來順受、自甘屈辱、怯懦盲從的傳統依附性人格進行批判,力圖鑄造現代人格,實現人 自身的現代化。依附性人格的形成一方面是因為宗教神學的奴役與束縛,人們把上帝的 意志看得高于一切,克制自我情欲,拋棄現世快樂,壓抑人的自覺意識;另一方面,壁 壘森嚴的等級制度也增強了人的依附性,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在中世紀,“我們看到 的,不再是一個獨立的人了,人都是互相依賴的,農奴和領主,陪臣和諸侯,俗人和牧 師。物質生產的社會關系以及建立在這種生產的基礎上的生活領域,都是以人身依附為 特征的”。為了培養與資本主義社會相適應的現代人格,西方人道主義思想 家,以人的感性經驗和理性思維為出發點,挖掘人的主體性與能動性,用費爾巴哈的話 來表述,就是“使神學家變為人學家,從愛神者變為愛人者,從彼世的候補者變成現世 的研究者,從天上和地上的君主和貴族的宗教的和政治的奴仆,變為地上的自由和自覺 的公民”。
 
      深受西方人文主義滋養的猶太復國主義思想家,在實現其民族理想的過程中,十分注 重批判傳統猶太教戒律、與世隔絕的猶太生活及非猶太社會的敵視態度對猶太人格的嚴 重扭曲。對傳統的猶太人格進行最猛烈抨擊的是希伯來作家米嘉·約瑟夫·別爾季切夫 斯基(Micah Joseph Berdichevsky,1865-1921),他認為長期的流散生涯使猶太人失去 了“引導自己行動的廣泛的能力”及“生活的完整性”,也養成了“那種本本主義的唯 智主義和卑躬屈膝地服從上帝意志的態度”。他指出:“在我們中間,人們在傳統的習 俗、律法、教義和判斷的重壓下正奄奄一息,因為許多我們祖先傳給我們的東西窒息了 靈魂”,“在歷史上,猶太人成了猶太教的附庸,以色列人成了《托拉》的婢女,具體 的物質存在成了抽象的精神要素的臣屬。結果,年輕的猶太人將猶太教看作是靜止、狹 隘和被動的東西。”別爾季切夫斯基呼吁當代人的使命就是要破壞這種 沉悶的氣氛,從歷史的重壓下解脫出來,追求個人的自我實現、發揮自我的創造意識, 不做謙恭順從、畏縮不前的“最后一批猶太人”,而要成為自主、獨立、具有活力與熱 情的“第一批希伯來新人”。
 
      在巴勒斯坦的早期定居者中,猶太復國主義左翼思想家阿龍·大衛·戈登的思想影響 很大。戈登認為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是對猶太人意志力的挑戰,長期的流散與商業生涯已 使猶太人成為輕視體力勞動的非正常的民族,要想改變這種狀況,猶太人必須從頭做起 ,塑造一種腳踏實地、吃苦耐勞的性格。在戈登的筆下,人、勞動、自然成了最主要的 概念,尤其是勞動成了猶太民族恢復健全心智、實現人與宇宙合一及民族復興的基本手 段。這位留著長須、體弱多病、并不熟悉體力勞動的老人,白天堅持耕作,晚上伏案寫 作。他的獻身精神與工作熱情激勵著來自四面八方的猶太移民們,他們高唱著質樸感人 的希伯來歌曲,“我們來改造這塊土地,同時也被它所改造”,以忘我的工作熱情弘揚 了一種求實進取的民族精神。戈登把培養“猶太新人”作為猶太現代歷史的新起點,事 實證明了他的正確性,正是“這批新人成為以色列國家奠基者中的主導力量”。赫茨爾強調,長期生活在隔都中的猶太人養成了一種自私的品性,“表現出了 受到不公正的裁決而長期服刑的犯人的特點”。猶太人雖然在法律條文上獲得了解放, 但他們的精神與人格并沒有解放,冷漠、失落、悲觀甚至絕望的情緒一直籠罩著他們, 他認為猶太人所要締造的不只是一個猶太國家,而且同時還要培養一種新猶太人。馬丁 ·布伯也指出,年輕一代人的奮斗目標應該是“成為人,并且以猶太人的方式成為人” 。
 
      總之,猶太復國主義者關于傳統人格向現代人格轉變的觀點,對于塑造自覺能動、人 性解放的自覺人格,對促使猶太文化及猶太人自身的現代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們的 思想是對文藝復興以來西方人本主義精神及人道主義傳統的繼承與發揚,他們的努力為 現代以色列國家的建立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礎,因為民族主義旗幟下的現代人格的確立 及與此相適應的新價值觀念的認同是現代民族主義國家誕生的必須的前提與條件。
 
三、猶太復國主義的最高目標是建立現代世俗國家
 
      現代民族主義盡管是在不同的歷史環境與社會契機下產生的,因其直接目的主要是為 了完成民族國家的建構,因此具有了無可置疑的現代性。猶太復國主義也不例外,它雖 然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但廣泛地運用國家、主權、社會、文化等現代概念提出一套理 論程式及行為規范,并通過多種方式而推廣于猶太社會,從而成為一種現代意義上的意 識形態,反映了世俗猶太文化的最高水平及最新形態。猶太復國主義對現代社會理想的 建立基本上以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為藍本,自由、平等、博愛是主旋律,但考慮到猶太民 族文化、民族經歷及民族國家形成背景的特殊性,猶太思想家們在建構社會理想時,對 世俗主義、集體主義及自由精神等給予了特別的關注。
 
      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主要領導人從第一任主席赫茨爾到后來的魏茲曼、古里安都是世 俗的猶太人,他們以一系列現代社會所獨有的價值觀念及交往規范而不是宗教原則來證 明猶太國家的合理性與合法性。赫茨爾在《猶太國》中指出:我們要把我們的神職人員 保留在神殿之中,就像我們的職業軍隊要保持在軍營中一樣。每一個群體都可有自己的 拉比作為精神領袖,“我們尤其希望我們的拉比能夠致力于為我們的理想而服務”,“ 拉比將定期從社會和猶太公司那里獲得信息并解釋給他們的聽眾”。約瑟夫 ·L.布勞也分析道:“我們可以把赫茨爾的《猶太國》作為現代猶太復國主義誕生的標 志。赫茨爾的計劃是全然世俗的,在他的思想中似乎沒有恢復古老的宗教思想的痕跡。他是作為一個現代的世俗的民族主義者為建立一個世俗化國家而奮筆疾書的。”20年代曾擔任美國猶太復國主義組織主席的路易斯·利普斯基(Louis Lipsky,187 6-1963)在1946年《猶太國》英文版序言中,稱赫茨爾是第一個把猶太問題作為國際問 題而提出的人,說50年前問世的《猶太國》是“第一次由一個現代猶太人用現代語言公 開表達出來的一種充滿活力的觀念”。赫茨爾之后的其他猶太復國主義領導人也都以建 立技術先進、文明進步的現代國家為目標。
 
      猶太復國主義內部的不同派別盡管有這樣和那樣的思想分歧,但在建立世俗國家的問 題上都已達成共識,只有宗教猶太復國主義出現了例外。19世紀以來,隨著世俗化的發 展及民族主義的興起,猶太教正統派在對待猶太復國主義的問題上產生了分歧,一部分 人認為,猶太復國主義以宣傳世俗主義和異端邪說為己任,是一種崇拜“人造上帝”的 危險而又可怕的現象,他們崇拜的上帝代表的是早已背離了真正上帝的現代人的意志。但另一部分人卻發揚了猶太正統派與猶太復國主義合作的傳統,變通自己的信條,從宗 教的角度為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提供一種合理的解釋,“他們不再固守彌賽亞觀念,認為 彌賽亞的拯救是一個過程,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就是這個過程的開端,猶太人不必等待彌 賽亞的拯救,可以人為地促進它的降臨。正是在這種彌賽亞思想的基礎上,宗教猶太復 國主義和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實現了合作的愿望。誠然,希望擴大猶太教在猶太社團和未 來國家社會生活中的影響、阻止猶太人的世俗化傾向,也是宗教猶太復國主義參加猶太 復國主義運動的重要原因之一。”后來的歷史證明,宗教猶太復國主義正是因為及 時地調整了自己的彌賽亞觀念,順應了世俗化潮流這一不可逆轉的時代趨勢,投身于世 俗猶太復國主義運動之中,才奠定了猶太教正統派在伊休夫及以色列國家中的國教地位 。
 
      集體主義是猶太復國主義追求的另一社會理想。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群體意識是人 類從動物界脫穎而出的一個重要標志,也是人類共有的一種本能。但由于生存環境、歷 史遭際及生產力發展水平的不同,使不同民族對群體的概念有著不同的領悟與感受。從 公元前135年暴虐的羅馬軍團血洗圣殿到1948年以色列在炮火中誕生,猶太人的歷史充 滿了災難,“劍鍛打成犁鏵,矛鍛打成鐮刀”往往只是一種遙遠的期望。歷史的波折、 世事的磨難,使這個飽經離散之苦的猶太民族比其他民族更為真切地頓悟到群體的至上 與偉大,群體精神已成為猶太人求得生存與發展的傳世之寶,成為他們“文化疆界”的 基本內涵,成為猶太民族凝聚力的集中體現。猶太復國主義領導者大都是精通傳統文化 的大師,猶太思想中根深蒂固的群體觀念在他們身上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在建立未來國 家的問題上,他們毫不猶豫地扛起了集體主義的大旗。他們認為,建立猶太國并不只是 某些偉人的事情,每一個猶太人“對以色列的復興都負有責任”,“猶太復國主義的顯 著特征在于它把這一問題看成了全民性的問題,而不是個體的問題”,其最終目標必然 是整個民族的復興與重塑。赫茨爾指出,在未來的猶太國中,猶太人將利用最新的科學 、技術和社會原則來發展自己的共同體,個人積極性將得到鼓勵,但要服從于集體利益 ,猶太公民應當“在集體中確立自己的個性”。
 
      猶太復國主義之所以如此強調集體主義,除了傳統文化的影響之外,也與巴勒斯坦地 區的客觀環境密切相關。讀過《圣經》的人也許還會記得那“流奶與蜜”的迦南地,可 長期以來經戰火、災害及人為的破壞,昔日的繁榮已蕩然無存。19世紀中期,當馬克· 吐溫來到這里的時候,已找不出什么值得贊美的景物,他無奈地寫道:“在所有景色凄 涼的地方中,我以為,巴勒斯坦當可首屈一指……這是一塊沒有希望的、令人沉悶傷心 的土地。”世代為商的猶太人,毫無農耕經驗,也不習慣體力勞動,與阿拉伯人爭奪牧 場與耕地的沖突又時有發生,導致了最初幾次移民活動的失敗。這種狀況引起了猶太復 國主義領導者的擔憂,他們深刻地意識到,如果這種失敗再繼續下去,在巴勒斯坦建立 民族之家的理想就會化為泡影。因此,他們號召移民打破個人墾植的局面,依靠集體的 力量謀求生存之路。于是,一些集體性質的生產組織“基布茲”(Kibbutz)和“莫沙夫 ”(Moshav)等紛紛建立。正是在集體主義精神的鼓舞下,移民中涌現出了一批甘愿為新 生活而獻身的先鋒。“這些先鋒為實現新社會、新國家的夢想獻出了自己的一切。他們 不計較個人得失而以增強集體利益為樂,他們為此做出了決定性的貢獻,有時甚至犧牲 自己的生命……一種強烈的使命感推動著他們前進……他們努力改造人們的心靈,爭取 全面地恢復民族意志。”
 
      猶太復國主義在推崇集體主義精神的同時,也極力追求自由精神的實現。平斯克認為 失去獨立和祖國的猶太人成為一個幽靈似的民族,在這種狀態下,猶太人不應再高談什 么“永恒的正義”及“人類博愛”,而是要首先拯救自己,使自己獲得自由與解放。早 期的領導人把復國運動看做是自法國革命以來爭取自由與平等的“猶太人解放運動的最 后一個步驟”。阿哈德·哈姆在1904年寫的《奴役與自由》一書中即提出猶太 人的最高理想就是獲得完全意義上的內在自由。赫茨爾把未來的以色列國描述為典型的 自由主義國度,在這里,宗教、道德、社會、藝術、文化等各個方面自由發展,男女完 全平等,接受免費教育,連“罪犯也不予以處罰,而是接受再教育”。以色列建國前, 在巴勒斯坦出現的一些反英武裝組織,也以爭取自由為旗幟。奧地利猶太人依姆伯爾創 作的一首《希望之歌》(哈蒂克瓦)在猶太復國主義者中長期流傳,后來成了以色列的國 歌。這首歌的主旋律就是回歸錫安、做自由之民。
 
      綜上所述,猶太復國主義通過激發民族意識、成為大眾趨向的象征而推動了猶太民族 及文化的現代化進程,也為以色列國家奠定了理論基礎。它以猶太人的彌賽亞觀念為立 足點,廣泛吸取了作為異質文化的西方民族主義思想,為危機中的猶太社會提供了新的 價值認同,既保留了傳統猶太教的感召力,也適應了世界現代化、世俗化潮流,并在一 定程度上緩和了傳統與現代的二元結構的沖突,從而證明了“民族主義,在為統一和獨 立而奮斗的社會中是一種實現現代化的力量”。猶太復國主義是歐洲現代化 的產物,也是猶太文化現代化的推動力。在充分肯定這一點的同時,也必須看到,猶太 復國主義并沒有擺脫民族主義的一般局限性,即對人類現代化運動的推動力與阻礙力并 存,以色列建國以后所表現出來的民族擴張主義情緒、宗教與世俗的尖銳沖突及政治現 代化的相對滯后性等,無不與這一立國之本及官方意識形態有著天然的聯系。
 
原文出處:河南大學學報:社科版
歷史與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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