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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醫院與近代中國的慈善救濟事業
發布時間: 2020/2/14日    【字體:
作者:李傳斌
關鍵詞:  教會醫院 近代中國 慈善 救濟事業  
 
 
教會醫療事業是基督教在華傳教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較強慈善性質。有人因此將之視為慈善事業,這種看法顯然是值得商榷的。因為,教會醫療事業有諸多的組成部分,其中的醫學研究、翻譯出版等均無慈善性質可言;教會醫學教育起初多實行免費,或許可視為慈善的表現,但當其發展到正規教育時多實行收費制度,且學費較高。因此,教會醫療事業的慈善性質主要體現在教會醫院上,正如教會中人所言:醫院“為慈善動機之最明顯的表示”。事實上,教會醫院在近代中國的慈善醫療、社會救濟和紅十字救護等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目前,學術界在這方面的研究尚十分薄弱,本文擬對此作初步的探討。
 
一、教會醫院的慈善性質與慈善醫療
 
(一)教會醫院的慈善醫療及其變化
 
近代中國的教會醫院起源于伯駕1835年在廣州創辦的眼科醫局。此后,各差會的醫學傳教士紛紛來華,他們在中國的沿海和內地先后設立了一系列的教會醫院,并達到相當的規模。僅就新教所辦教會醫院而言,其數量最多時有330所,另有診所223所。
 
教會醫院循基督教義而設,具有較濃厚的慈善性質,這在它們的命名上有明顯的反映。許多教會醫院就是用慈善、仁愛等字樣來命名的,如博濟、仁濟、廣濟、博愛、普愛、同仁、廣仁、益世、保黎等。這種命名很容易使人們將教會醫院與慈善聯系在一起。事實上,教會醫院初設之際一般都實行慈善醫療,即免費施診送藥,有的還給一些貧病者免費提供食住。如伯駕的眼科醫院在免費治病的同時,還給貧困無錢的病人“供給飲食,待病痊回家”。有中國人為此賦詩稱贊伯駕“且出已資周孤貧,勞心博愛日不懈”。時人稱贊上海仁濟醫院,說它治病“莫不竭盡心力,施醫送藥不惜工本,具見西醫之仁心可嘉”。其醫生“藝術之精,存心之厚,不愧仁濟之名。”因此,教會醫院完全免費治病的制度是早期教會醫療事業的一個顯著特色。
 
19世紀60年代起,教會醫院完全免費的制度發生變化,個別醫學傳教士因為經費問題而嘗試進行收費。70年代,為了彌補教會醫院資金的不足以及適應中國社會,嘉約翰等醫學傳教士開始主張施行收費制度。80、90年代,雖然有醫學傳教士對收費問題存在不同意見,但是一些教會醫院開始從自養的考慮出發實行收費制度。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差會主張實行收費。有的教會醫院為吸引上等社會的中國人來院治病,開辦收取較高費用的高級病房(或私人病房)。20世紀,上海等地還建立了高級療養院。這都是一般病人所不能享受的。教會醫院實行收費制度,并不意味著所有的教會醫院和診所都同時實行此種制度。因為收費與否取決于教會醫院的資金來源,以及主持院務的醫學傳教士的態度。東北的司督閣就認為醫學傳教士不應對病人收費,否則“他就不應該接受中國人的慷慨捐贈”。因此,19世紀末20世紀初,仍有教會醫院實行免費的施診送藥。
 
進入20世紀后,在病人日益增多、資金來源受時局影響太大的情況下,教會醫院實行收費制度勢在必然。如加拿大的英美會就說:“我們從不把自己的醫院看作是純粹的慈善機構。病人被鼓動付門診和藥費,我們的政策是盡可能早地實現自養。”就連能得到較多資助的上海仁濟醫院,從1905年起正式實行收費制度。民國時期,醫學傳教士在收費問題上達成共識,即對病人多少應該收一些費用。這樣,更多的教會醫院已不可能保證實行完全免費的慈善醫療,于是教會醫院實行收費制度成為一種普遍的現象。
 
(二)收費制度下的慈善醫療
 
進入20世紀,幾乎沒有教會醫院能夠實行完全免費的制度。雖然有的教會醫院仍然對教徒實行免費治療,但是許多教會醫院“待遇基督教徒與非基督教徒一律平等”。然而,實行收費并不意味著教會醫院的免費治療和慈善性質的完全喪失,教會醫院仍然實行有限的慈善醫療,這主要表現為以下幾種形式。
 
一是對一般病人收費較少,向高級病房收取較高的費用。如上海西門婦孺醫院就稱它的設立“完全為慈善性質”,“故多數病人,每日僅納洋五角,而該院所費,每多至二元五角”。醫院的花費從一二等病房、差會補助以及社會捐款來彌補。在齊魯大學醫院,病人住院“除特別室外,所收之費,不足病人消費者三分之一”,故齊魯大學醫學院每年要補助醫院。
 
二是對貧困病人實行免費。這是許多教會醫院收費后所采取的一種慈善醫療的形式。如齊魯大學醫院所收治的病人中“貧病人分文不收者,約在全數病人十分之二三”。至于如何彌補慈善醫療的開支,各醫院的做法不同。盛京施醫院是向富人收費,以此彌補在貧窮病人身上的花費。更多的教會醫院則是在社會捐贈的基礎上設立救濟基金。漢口普愛醫院很早就感覺到了這一點,1890年該院設立了救濟基金,除用作免費收治病人外,還為他們買舊衣服、買船票,為死去的病人買棺材安葬。蘇州博習醫院專門設立救濟貧病基金以作為補助貧病者治病之用,該院僅在1929年就為1296位貧病者免費給藥。齊魯大學醫院則靠該校醫學院的補助。
 
三是實行定期的免費施診活動。如蘇州博習醫院為紀念院長柏樂文,“專門在宮巷樂群社設立一送診處,每逢星期一、三、五下午二至三點時有專科主任醫生前往應診,完全免費。”
 
四是合辦社會服務機構。這以南京鼓樓醫院為代表。1927年,該院鑒于一般貧民患病就醫困難與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南京國際婦女會合辦成立了社會服務部,“其主旨為來院求診之貧病患者,得免費治療,同時亦可使其與社會協調減少除疾病以外之社會問題發生。”
 
眾所周知,教會醫院實行慈善醫療需要有一定的經濟基礎。高級病房的收費往往不能完全彌補用于慈善醫療的花費,所以中西社會的捐助(特別是西方社會)對于慈善醫療的進行至關重要。但捐助易受社會環境的影響。1929年以后,受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來自西方的捐助有所減少,許多醫院的運轉更加依賴于病人支付的醫藥費用。它們不得不提高醫藥費用,結果對一般病人的收費必然增加,免費治療的人數自然會下降。1934年,有傳教士不無擔心地說:“現在有一個危險,即教會醫院被迫增加收費,結果它們只能為貧病者提供很少的慈善服務。”這種情況正是教會醫院慈善醫療的無奈和困窘。
 
此外,教會醫院的慈善醫療對近代中國人的慈善公益活動產生了一定影響。19世紀40年代,雒魏林在上海創辦仁濟醫院,由于實行免費的施診送藥,在當地華人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一些熱心公益慈善的中國人受其影響集資創辦了施醫會館。在教會醫療事業的發展過程中,其慈善公益性質更加得到表露,因此許多熱心慈善公益事業的中國人對教會醫療事業的捐款也日漸踴躍,有的中國人還創辦與之類似的西醫院以為慈善公益之用。這是教會醫療事業對近代中國慈善事業的另一種影響。
 
二、教會醫療事業與近代中國慈善救濟事業
 
近代中國天災人禍交相紛呈,疫病、戰亂紛至沓來,這為慈善救濟的開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當疫病流行時,教會醫療機構往往是一支不可缺少的防治力量;當戰爭發生時,教會醫療機構積極參與戰時的紅十字救濟。因此,教會醫療事業在近代中國慈善救濟事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一)教會醫療事業與近代中國的疫病救濟
 
中國傳統社會在對待疫病流行上有相應的防治措施。但與近代西醫相比,中醫在防治某些傳染性的疫病上要遜色許多。教會醫療事業在近代中國的疫病救濟中起了重要作用。
 
醫學傳教士來華以后,每當中國疫病流行時,他們都積極參與救濟。起初,他們并沒有得到中國政府的認同。例如,1872年天津發生霍亂,地方當局束手無策,有傳教士“修合藥料,施濟活人,其方殊驗,來乞藥者日眾”。由于缺乏資金,于是上書李鴻章,請撥銀兩以助善舉。李鴻章卻說:“教中人有心有力欲救濟我民,則自為之耳,我復何能相助為理哉”。
 
隨著傳教士世俗慈善活動的日益顯露,中國社會改變了對待教會醫療事業態度。當醫學傳教士參與疫病救濟時,官方和民間往往予以支持。有時,中國政府還主動邀請醫學傳教士參加。例如,1911年,東北發生大規模的鼠疫,鼠疫迅速蔓延。為控制疫情,外務部邀請全國的中外西醫參加防治。“華北的醫學傳教士凡是能抽出時間的,大多數都自愿參加”防疫。一些身在南方的廣州、寧波等地的醫學傳教士也加入防疫隊伍。北京協和醫學堂則派出師生參加防疫。當時東北的教會醫院積極參與,盛京施醫院的司督閣被任命為政府醫學顧問。這些醫學傳教士及其中國學生、助手,同伍連德等中國醫生以及俄、日、德等國醫護人員為撲滅東北鼠疫做出了重要貢獻。一些醫護人員為防疫而染疾殞命。司督閣的助手亞瑟·杰克遜(Arthur Frame Jackson)即是其中之一,他來華后不久就參加防疫,不幸因感染疫病而死;北京協和醫學堂學生陳成章、裴義珍也在防疫中喪生。除在東北進行救疫外,一些醫學傳教士在華中水災后,進行防疫工作,醫學傳教士嘉克森(S. Cochrane)在重災區進行救護時就感染上疫病。
 
民國時期,中國政府對防疫日益重視,成立了專門的防疫機構。在各地發生霍亂等疫情或水災時,醫學傳教士都能挺身而出參加防疫。各級政府還聘醫學傳教士為醫學顧問,以教會醫院為時疫醫院進行疫病防治工作。
 
(二)教會醫療事業與近代中國的紅十字救濟
 
近代中國戰亂往往導致傷兵在無助中死去、或遭無情的殺戮,平民則遭受無辜的傷亡。在這種背景下,近代中國紅十字會應運而生。作為一種重要的、具有慈善性質的醫療事業,教會醫療事業與近代中國紅十字會的創立、發展以及紅十字救濟有著密切的關系。
 
1、教會醫療事業與晚清時期的紅十字救濟
 
晚清時期,醫學傳教士在戰爭期間從事救護活動可追溯到19世紀50年代。1851年,廣州發生紅兵起義時,當地的醫學傳教士就曾參與救護工作。上海小刀會起義時,雒魏林不僅對救治清兵和起義者,而且對受傷百姓也給予治療。不過,這些活動僅是一般的戰時慈善服務,并未在紅十會名義下進行。
 
醫學傳教士真正以紅十會的名義進行戰時救護始于中日甲午戰爭。1894年,中日正式宣戰后不久,煙臺守將邀請醫學傳教士達斯維特(A. W. Douthwaite)準備為其療治傷兵。達斯維特乘機向該將軍解釋“紅十字會”的一些原則,并提出:若這位將軍愿提供必要的資金和設備,他愿意為此做一切工作。煙臺守將對此非常感興趣,經與道臺商量后,由官方出資在煙臺建立起一座醫院。 “不幾天紅十字旗飄揚在該建筑的上空”。這是近代中國第一所紅十會性質的醫院。它建立后,上海西門婦孺醫院等教會醫院均給它以支持,并為之提供了繃帶等必需的醫療用品。
 
1895年,當中日雙方在東北激戰之際,一些教會為避免損失而撤離戰區。司督閣帶領盛京施醫院的醫務人員來到牛莊,很快建立起一座紅十字醫院。這所醫院成了救護清兵的一個重要機構。“開辦醫院的消息在士兵中很快流傳,早期住院者傷愈出院,為在士兵中建立起對西醫的信任起了很大的作用。”紅十字醫院的作用對清政府的官員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他們公開承認這些服務的價值,并在各個方面尋求它的幫助。”他們常把傷兵送往該院治療,僅1895年2月就送入600名傷兵。在天津,倫敦會醫院等幾所教會醫院也加入了紅十字救濟活動。
 
1904年,日俄戰爭的爆發對近代中國紅十字會的產生起了巨大的催生作用。戰爭爆發后,各中立國紛紛撤離僑民。當直隸總督和山東巡撫派船接戰區中國難民時,卻遭到俄國的拒絕。于是,上海華人決定成立紅十字會北往救助。鑒于中國尚未加入日內瓦條約,他們“特商準英美德法總領事定名為上海萬國紅十會支會”。紅十字會成立后即準備從事救濟。受戰爭的影響,華人難以前往,救濟在很大程度依靠在東北的傳教士。當時施子英就說“目前東三省辦理此舉,自須仰仗西國教士偏勞”;關于救治傷病,沈敦和說“目前教士知醫者須在醫院治病,不知醫者救人”。基于如上考慮,上海紅十字會決定在牛莊設立分會,借愛爾蘭教會醫院為該會的總醫院,由院長白蘭德“主其事”。可見,教會醫療事業在中國紅十字會的創立及初期活動中起了重要作用。
 
日俄戰爭期間,東北的醫學傳教士積極進行紅十字救濟活動。戰爭爆發后,司督閣即在盛京施醫院里收容難民。1904年12月,他致信高似蘭說:他的醫院所進行的救濟活動得到萬國紅十字會的支持,那時他的醫院設有17個避難所,有7200難民得到庇護,這些人以婦人和小孩為主。戰爭期間,司督閣和他的助手在醫院工作之外,實際收容和救治了約10000難民。
 
日俄戰爭結束后,上海紅十字會繼續發展。1908年,大清紅十字會成立,1911年,又改稱中國紅十字會。1911年,辛亥革命在全國范圍內的爆發對中國紅十字會不僅是一個考驗,而且是對其發展的一大促進。武昌首義后,全國各地紛紛響應,醫學傳教士積極組織和參與了所在地的紅十字救濟活動。如長沙光復后,挪威信義會的倪爾生、雅禮會的胡美等參與組織了長沙的紅十字會。許多醫學傳教士奔赴戰地參加紅十字救濟,如在武昌的紅十字醫院里就有許多外地的醫學傳教士參與救護。北京協和醫學堂組織四個由教師和學生組成的醫療隊,以吉義布為總隊長,分赴各地從事救護工作。重慶的醫學傳教士在起義爆發后,曾提出以成都、嘉定、榮縣為中心去救助受傷士兵,并同端方作過商議,然而并未得到他的支持。雖然如此,有些醫學傳教士還是到了敘府利用浸禮會醫院救助受傷士兵。
 
由于中國紅十字會此時的力量比較薄弱,對于大規模的戰爭救濟一時還無能為力,因此只好“借重各國教會西醫及該處原有之教會醫院”。武昌首義后,中國紅十字會電告通商口岸的教會醫院改設紅十字會醫院。各地的教會醫療機構積極配合中國紅十字會的工作。許多教會醫院都被列為當地的紅十字醫院。在首義之地的武漢,仁濟、同仁、普愛等教會醫院均是紅十字會臨時醫院;長沙以雅禮醫院為紅十字會醫院;南京的紅十字分會醫院是金陵醫院、貴格醫院、基督醫院等教會醫院;滁州紅十字分會的醫院就是當地的基督醫院,蘇州紅十字分會以博習醫院、婦孺醫院、福音醫院三所教會醫院為紅十字會醫院。此外,懷遠、六合、江陰、無錫、安慶、廬州、蕪湖、宜昌、重慶、杭州、福州、梧州等地的紅十字會醫院無不是以教會醫院充當。因此,教會醫院占當時所有紅十字會醫院的大多數。
 
由于許多地方的紅十字會醫院都由醫學傳教士經理,醫學傳教士在紅十字醫院的醫生中占有較大比例。如“自皖北以迄津浦路線,遍設臨時醫院,醫生半屬教士”,不過,上述教會醫院在當地的救濟活動各不相同。在戰事激烈的地方,醫學傳教士忙碌異常,教會醫院人滿為患。在武漢,“據估計,漢口及其附近地區在一個時期里有超過1000人的受傷士兵在教會醫院接受治療”。在戰事不激烈或和平光復的地方,教會醫院的任務則要輕松許多。如在蘇州,革命爆發后,滬軍都督陳其美派人到蘇州組織紅十字蘇州分會,當時博習醫院的柏樂文、福音醫院的惠更生等都參加分會,“因蘇州已和平光復,無戰事,蘇州分會亦未開展活動。”盡管如此,博習醫院在革命期間也進行了一些紅十字醫療救護工作。該院共收治病人686人,其中平民20人,他們都是在發生搶劫時受傷的;士兵666人,他們當中住院外科治療的有25人、醫藥治療的有28人,門診外科治療的有460、醫藥治療的有153人。
 
教會醫療事業在辛亥革命時期紅十字救濟中所起的作用,得到中國社會的承認。中國紅十字會為此表示感謝。中國政府亦然。1913年,袁世凱在接見參加中華博醫會大會的代表時致以謝意,他說:“此次敝國成立,當南北戰事殺傷甚多,貴會不避艱險救護甚眾。本大總統常懷感激而無機會致謝,今日得此機以謝諸君。”
 
2、教會醫療事業與民國時期的紅十字救濟
 
民國建立后,由于戰爭、災害不斷,教會醫療事業與紅十字救濟依然有密切的關系。鑒于醫學傳教士在紅十字救濟中的作用和貢獻,中國紅十字會先后吸納柏樂文、蘇邁爾等醫學傳教士為終身會員,以便于中西合作進行紅十字救濟。
 
民國時期,醫學傳教士積極參與組建了各種紅十字會組織。在華美國護士為紅十字救護的方便起見成立了相應的組織。1921年,美國紅十字會主張在華美國護士組織一團體,“以便受該會委托,就近從事救護”。在華的美國護士積極響應。她們首先組織成立了美國護士干事會,以湘雅醫院的藍女士(Miss Niaa D. Gage,即蓋葆貞)為會長,登記自愿加入美國紅十字會的在華護士。在華美國護士大多在教會醫院里工作,她們加入美國紅十字會有利于聯絡中外力量從事紅十字救濟。
 
同時,中國各地充分注意到紅十字會的作用。教會醫療事業在中國各地紅十字會的組建及其活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一方面,當戰爭發生時,一些醫學傳教士積極聯絡當地社會發起組織紅十字會。1916年4月27日,衡陽的內地會、長老會、圣公會聯絡該地紳商,組成衡陽紅十字會分會,以長老會的仁濟醫院為臨時紅十字會醫院。同年5月3日,江陰福音醫院院長王完白因江陰發生戰事,乃與當地紳商組織紅十字會,將江陰、常州、蘇州三地的福音醫院、蘇州的博習醫院作為分會,“收養各軍隊傷兵”。另一方面,一些醫學傳教士在當地紳商的邀請下積極參與當地紅十字會建立和紅十字救濟活動。1920年,蘇州紳士蔣季和等人倡議組織萬國紅十字會分會,推定由江蘇省立醫院蔡禹門、博習醫院的柏樂文和蘇邁爾“負責辦理向萬國紅十字總會備案手續,開展會務”。負責辦理備案手續的后兩者均是醫學傳教士,可見醫學傳教士在蘇州萬國紅十字分會的成立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而且,教會醫院在紅十字救濟中依然發揮了重要作用。中華博醫會和后來的中華醫學會教會醫事委員會積極組織紅十字救濟活動,并主張教會醫院與中國紅十字會合作。1936年12月,教會醫事委員會召開會議,“議決與中國紅十字會合作,向所有教會醫院發出征詢書,征詢各該醫院所能供給中國紅十字會之合作與便利”。
 
當中國發生內戰時,教會醫院不僅救治傷病,而且在戰爭時收容難民,以紅十字為他們提供保護。如北伐戰爭時期,普愛女醫院在武昌被圍時就收容了不少難民,使他們得到了一定的保護;江西南昌的教會醫院不僅為北伐軍將士治療,還收容一些無家可歸者。在中國發生反抗外來侵略的局部戰爭時,教會醫院也積極參與救護中國受傷軍民。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后,蘇州博習醫院等教會醫院組織紅十字醫院為受傷官兵進行救護。中華博醫會以及中華醫學會教會醫事委會在組織紅十字救護上起到了重要作用。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教會醫院在戰時救護、收容難民上發揮了更大的作用。
 
除在中國從事紅十字救濟外,教會醫療事業還參與國際紅十字救濟。1918年,在美國紅十字會的呼吁下,許多教會醫院派出了醫護人員前往西柏利亞從事救護工作。受其影響,蘇州天賜莊婦孺醫院在海參崴需要醫護人員時,于1918年9月派遣醫護人員前往海參崴從事紅十字救護工作。當時,一同前往的有兩名美籍女醫生、兩名美籍護士以及兩名中國女醫生、一名中國藥劑師,另有學醫的學生和護士生各五名。她們出色地完成了任務,于1919年4月回到中國。
 
作為傳教事業的組成部分,教會醫院的目的之一就是傳播基督教。但是,作為醫療事業,它又具有濃厚的世俗性和慈善性。因此,它在經濟實力允許的情況下,在近代中國的慈善醫療和紅十字救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對中國近代慈善救濟事業產生了積極的影響。這不僅是基督教注重社會救助的產物,而且是基督教適應中國社會的產物。
 
 
按:本文選自李傳斌的論文《教會醫院與近代中國的慈善救濟事業》,見《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6年1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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