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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七七年內地會初入貴陽
發布時間: 2020/2/20日    【字體:
作者:編校/亦文
關鍵詞:  一八七七年 內地會 貴陽  
 
 
譯/《億萬華民》譯友會  
編校/亦文
 
引言
 
1875年,戴德生在病榻上為福音尚未傳及的九個中國省份禱告,求神興起十八位同工愿意兩兩結伴進入這些未知之地。同年10月,一位年輕的倫敦商人放棄英國的生意,響應東方馬其頓的呼聲前往中國,成為“十八士”之一。他的名字是James Broumton,內地會宿將祝名揚(Charles Judd)的妻舅。我們從祝名揚夫人的文字[1]中可以感受得到,她是一位善于溝通款待、常常鼓勵人、成就人的姐妹,她的弟弟最終到中國與她相聚和同工,一定有她的一份功勞。赴華宣教史上,有許多子承父業、兄終弟及、姐妹同心、母女相依的故事,不過姐夫與妻舅并肩同工的可能并不多見。這位倫敦商人來到中國后,取了一個中文名字——巴子成,并于1877年1月2日隨同姐夫祝名揚自湘入黔,2月20日抵達首府貴陽(Kwei-yang)。[2]
 
自古以來,貴州(Noble-land)便是神州大地最貧窮落后的省份之一。地處云貴高原,素有“地無三寸平,人無三分銀”的說法;又因立體氣候明顯,“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對長途旅行的人來說,是特別的挑戰。加上各族雜居,也形成了復雜的人文環境。關于“貴州”這個省名的來歷,有三個傳說,反映了這個地區的貧窮、偏遠和民族問題。第一個說法:因為該省群山環抱,交通不便,運送物資不易,造成百物昂貴,故稱“貴州”。第二種說法:宋朝年間(公元974年)土著首領普貴以所領矩州之地歸順,宋朝在敕書中有:“惟爾貴州,遠在要荒”一語。第三種說法:宋末,黔中彝族建立的“羅氏鬼國”依附宋廷,因“鬼”字不雅,轉音為“貴”。
 
不僅如此,在內地會進入貴州的前幾年,貴州剛剛經歷了一場長達18年的“苗亂”(1855—1872)[3],黔東南一帶苗族聚居區受難尤其慘重,百廢待興。大片耕地被棄置,通衢大道沿途十幾里往往除了碉堡和兵營之外荒無人煙。種種蕭瑟遺跡,都訴說著同一個悲慘的故事。總而言之,對中國漢人來說,貴州是一個被發配或貶謫的人才會去的荒蠻之地;而巴子成的目的地,就是“未得九省”中這樣一塊難啃的硬骨頭。
 
初遇苗民[4]
 
祝、巴兩人第一次看到苗民,是在貴州省黃平縣(Hwang-ping)附近的東坡村(Tong-po)。一群健美的婦女在溪邊洗衣服,舉止神情明快活潑,讓人一眼就認出不是漢族婦女。第二天他們來到黃平,因為當天是中國新年而無法繼續趕路,他們很快發現縣城里住有苗民。當他們把一份福音單張遞給屋門口的婦女時,一名苗族男子出來請他們進去坐。屋內八名男子圍著一張小桌坐在矮凳上,桌上擺滿各種美味佳肴,和漢族過年期間享用的不相上下。當宣教士們進屋時,眾男子都站起來。婦女們站在男子身后,但沒有像漢族婦女那樣躲開。他們唱歌時,其中一人似是領唱,其他人隨時加入進來,類似合唱。每人面前都有一杯酒,供唱歌間隔時啜飲。有一名男子略懂一點漢語。據他介紹,這些歌謠都是代代相傳的史詩。對西方人而言,這些曲調極其狂野怪異,完全不同于中國漢族或西歐人的歌唱。苗民懇求遠方的客人入席,被婉言謝絕;他們又勸酒奉茶。兩位宣教士離開時給其中一個孩子留了一點點錢。沒走多遠,就有一名男子追上來,兩手抱滿糕點。當漢人同工一律拒收時,他看上去有些失望。
 
祝、巴二人抵達貴陽時,發現當地已有一位來自英屬澤西島的西方信徒,麥士尼(Mesny)將軍[5]。這位傳奇式的基督徒軍人娶了中國太太,并受清廷聘用,駐守貴陽。麥將軍邀請新來乍到的宣教士們住在家里,并出面為他們租賃布道場地。福音事工在貴陽有了一個較為順利的開始。麥將軍雖曾協助官軍鎮壓苗亂,手下仍雇有好些苗民。祝、巴二人從他那里了解到更多的情況:苗民共有72個部落,講不同的方言;有些部落從衣著上便能辨識。人數最多、力量最強的黑苗,可能就是因為他們的衣服都是深色的緣故而得名。由于近年來被官兵征服,男性苗民不得不剃光頭、改穿漢服;婦女們則仍保留著本民族的衣裙。
 
宣教士常從漢人口中聽說他們是野蠻部落,但是祝名揚覺得除了不認識基督這一點可以算作未開化以外,苗民一點也不粗野,只是很少有人懂漢語。他進一步認為苗語接近緬甸語[6],因為當緬甸大使途經貴州時,發現能聽懂苗民說的許多話。也許因為與鴉片接觸得少的緣故,苗民的膚色比漢人紅潤,也更有活力。祝名揚在記錄這些觀察的同時,也懇求神差派更多滿有信心和圣靈的人,帶著愛來向苗民傳福音:“任何為此而來的人都應該直奔貴州,開始學習苗語。這是一個帶有活力和靈氣的民族……他們可能在漢人手里受了很多苦,直到忍無可忍,才成群結隊地從山上隱居之處沖下來,燒毀漢人許多城鎮,留下大片荒蕪的廢田。漢苗戰爭結束后,無數船苗人婦女和孩童被漢人押走,賣為奴婢,或作他用。愿福音很快就能傳到那些剩下的余民!”
 
抵達貴陽第六天(2月26日),巴子成目睹了苗民一年一度的節期[7]。當他們走近集會的田野時,便看到一群年輕男子守在山坡上歡迎遠道而來的朋友,吹奏一些竹管制成的樂器,聽起來像風笛,還有很多盛裝的婦女,約召集了250人。第二天才是節期的正日,但苗民們會日以繼夜地待在田間,直到第三天才分散回家。當巴子成發現苗民不像漢人那樣受到祖先崇拜等偶像崇拜的束縛,便深信圣靈在他們中間大有可為。
 
獨守貴陽[8]
 
巴子成此時到中國才一年多,卻表示愿意一個人留下來,祝名揚也真的放心得下他,在麥士尼將軍家只停留了十天,就返回武昌。1877年3月2日起,這位不滿27歲的年輕人成為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駐守貴陽的西方新教宣教士,離他最近的一位西方同工遠在八百英里之外。孤獨的巴子成,以一雙新人的眼睛打量著這個新環境,并默默地寫進日記中:
      
2月28日。今天去看了一下供我們租用的那套房子[9]。位置很好,如果帶有二樓的話,還可以看到城西群山和大部分街市。不到一周,砌磚匠和木匠便在租下的房子里開工,拆除店鋪的舊裝修,準備改造成禮拜堂所需的木材。
 
3月23日。一名姓裴(Peh)的人登門造訪。五年前循道會(Wesleyan Mission)的沙牧師(Mr. Scarborough)[10]在漢口為他施洗,他至今已在貴陽住了四年。我非常高興地發現這里至少住著一位土生土長的基督徒,羅馬天主教徒群體中雖有不少虔誠信徒,但他們對所屬教會的錯謬之處毫不知情。
 
3月28日。昨天在街上遇見的一個人今天來找我。他說自己曾在香港一位德國宣教士主持的差會學校讀過幾年書,也是該宗派的會友之一。約在三年前,他回到老家貴陽;但是,從他所說的來判斷,我擔心他并未竭力為主發光。或許神會使用我們來堅固和重建他。常有三教九流不同的人來拜訪我,因此總有機會與他們分享神的愛。
 
4月1日。今天早上是復活節主日,我想應該去看看天主教大教堂的彌撒禮拜,所以我就參加了他們七點鐘的彌撒。大教堂矗立在府城北區,也是全城最顯眼的建筑。[11]大堂主體呈哥特式風格,末端則是中式。尖頂是一座塔,內置鳴時鐘。內飾高雅,拱頂造型優美。大堂中間從上到下隔成兩部分,將男女分開,因為中國的禮節不允許男女不加區別地坐在一起。沒有長凳也沒有座位,只有低矮的腳凳供人屈膝,所以前來瞻禮者不是站立,便是跪拜。崇拜的形式和母國大致相仿,但是禮服和法衣則剪裁成中國樣式。主教[12]啟動彌撒,一大群瞻禮者領受圣餅。我覺得總有八百名男子在場;我當然看不到女信徒,但我一路走來,經過不少來瞻禮的女子。[13]聽到他們在院子里放鞭炮的聲音,我頗感驚訝。這是在寺廟里拜偶像時常見的迷信習俗,我覺得天主教徒這樣做,已與異教相去無幾了。有人告訴我,到了晚上,他們放的鞭炮更多。
 
4月4日。今天中午,我們開放禮拜堂宣講福音。因為沒有在外面貼告示,只有三四人進來。這座禮拜堂(或曰布道所)是木建筑,可坐得下五六十人。求神賜福,讓很多靈魂能通過這個卑微陋室里宣講的話語而重生。我們計劃每天中午開門布道。
 
4月8日。兩天前,我們在禮拜堂門口貼出告示,表明每天都會開放,歡迎大家進來。結果來的人就多起來了。哦,我多么渴望能把當地話學得更好,這樣就能更清楚地告訴他們,神的恩典如何帶來救恩。尤其是今天,進來很多聽眾,我講道時也發揮得很好。因為當地天主教徒的人數很可觀,許多人對福音都略有所聞,至少知道有一位神和一位救主耶穌基督。其中一些人提出頗有深度的問題。若神許可,他們很快就會領受到能夠帶來救恩的知識,認識永生真神和祂所差來的耶穌基督。可憐的人們哪,他們將要面對的是何等蒼白可怖的永恒,“沒有指望,沒有神!”(弗2:12)這里的人們大都是鴉片癮君子。當你走街串巷時,便能在大多數路人臉上看到鴉片的毒害。罌粟已經成為云貴兩省的主要作物。偶像崇拜在這里也很盛行。鄰近山嶺上寺廟的數量足以證明偶像崇拜之普遍。過去幾天,游行的隊伍穿街過市,前往寺廟,為要在那里喚醒那些不聽乞求不降沛雨的各路神靈。
 
我很感恩地說,和我在一起的售經員饒師傅(Yao Si-fu)[14]看起來又機敏又喜樂。為他代禱,甚愿他始終如此。我們兩人都需要保持非常謙卑,無論如何都不能因神幫助了我們的緣故而妄自高大。我擔心在鄰省廣西(Broad-west)開拓工作將困難重重。過去三年天主教徒在兩省邊界徘徊伺機,但始終未能在該省覓得立錐之地。那里的排外情緒嚴重,因為當地人把在廣西爆發的太平天國之亂歸因于外國人。貴州北面的四川省(Four Streams),可以讓我們進入西藏。每隔三年,都會有一些藏人到四川首府進貢。如果能夠見到他們,可能會獲得有關藏區的寶貴信息。
 
4月9日。傍晚時分,一場暴風雨席卷全城。電閃雷鳴,大雨傾盆,狂風怒號。我們房屋前面的紙窗很快就被淋壞。前面兩個房間瞬間就被雨水浸沒。其實,屋里所有的房間都進了水,土質的地面一片狼藉。
 
4月11日。我們早上在禮拜堂里談道時,一位姓黃(Hwang)的年輕人頗感興趣。他問了幾個問題,又說希望等禮拜堂關門后再過來談道。我們當然一口應允。傍晚時他果然來了,還帶來兩位朋友。饒先生和我跟他們做了一番有趣的長談。中國人對儒家之說信念之堅定令人訝異:孔子的著作成為我們最大的障礙。孔子的書中當然有許多道德和善意的教導,可惜成千上萬研習此道的儒教弟子有多少人能行出這些訓誡?一個也沒有。因為人心是墮落的,無法結出好果子。他們的想法非常明確:那就是,再不可能有比孔夫子更好的學說了。求主指教他們,使他們看到這些“人的教導”根本無法拯救自己的靈魂,也求神使他們彎下驕傲的頸項,負上主的軛,因為主是柔和謙卑的。還有一位姓范(Fan)的年輕人,之前已經來過多次了,好像對福音很感興趣,我們禱告時他也在。
 
4月13日。早上有一個從大定府(Ta-ting-fu)來的人,到禮拜堂買了幾本書。大定府位于西北方,距此有六天路程。買書人邀請我們去那里看看,說他在縣衙門有人,如果需要,可以幫我們找房子住下來。那里附近有許多苗民村寨。
 
昨晚暴風雨中,一道閃電擊中了城里的一個火藥庫(power magazine),引起爆炸,周圍房子損失慘重。據我所知,尚未有人因傷致死。今天我聽說,本省的天主教神父正在舉行一個“退修會”,地點就在位于城外的一座小山上的“圣母堂”。[15]目前已有24名神父抵達(也有人說是28位),還有兩名在路上。[16]什么時候貴州省新教宣教士也能達到這樣的人數?
 
4月16日。今天來禮拜堂的人很多。如同圣經里記載的古雅典人一樣,有人譏誚福音,又有人愿意再聽,甚愿他們當中也有人能相信。[17]
 
4月19日。傍晚,那位范姓年輕人又帶來一位王(Wang)姓朋友參加禱告(此人有秀才功名,已經來過幾次)。饒師傅拜訪過范先生,他告訴我,范家看不到任何偶像或祖宗牌位。范先生說,他聽了福音后,就回家勸同住的母親和舅舅撤掉偶像。饒師傅還提到,因為王秀才現已不拜家里的偶像和祖宗牌位了,他的兄弟還和他爭吵過。
 
4月22日。早餐前在城外散步時,我們看到一株枯朽的老樹,上面掛了許多雙女鞋。據說,觀音曾在此樹下向人顯現,因此,許多人來此求子,并把鞋敬獻給觀音。我們又走進小河邊一所廟宇。房舍多處覆蓋攀緣而生的玫瑰,花香濃郁。廟里有一口遠近聞名的大鐘,鐘身鑄有許多黃銅佛像,據說有一萬個。廟宇顯然建在風景最秀麗之處,又因園子打理的好,鮮花盛開,故頗引人入勝。
 
散步回來,我們進行了早崇拜。我很感恩地說,在這里傳福音的過程中我受到很大的鼓舞。現在斷言誰接受了真理還言之過早,但我對兩位慕道友抱有很大希望。許多人問我們會不會去走訪一些縣城。天主教徒的行蹤幾乎遍布全省,如果我們能趕在他們之前在一些城鎮站穩腳跟,可以算是件了不起的事。然而當我行文至此,這個痛苦的事實擺在我面前:“做工的人少。”(太9:37)真的很少!什么時候工人們會涌現出來收獲等待他們收割的莊稼?我實在贊美主保守我在這里的快樂。我想你們若知道我毫不孤獨的話,也會喜樂起來。
 
4月26日。過去四天,我的身體一直很糟,今天有所好轉。城里現在很多人生病,發水痘、發熱等等不一而足,無疑和春季雨水較多有關,這里的房舍在通風和排水方面都很差。
 
4月27日。今天禮拜堂關閉后,我和一位唐(T’ang)姓朋友暢談了許久。他問了些頗有深度的問題,又說他在一位朋友家看到過我們的幾本書。參加今晚禱告的人數超過以往。
 
4月28日。今天來禮拜堂的人很少。附近一座廟里在唱戲,戲臺對當地人的吸引力顯然遠遠超過福音,在圣靈賜予他們屬天生命之前,他們的興趣仍然是屬肉體的。一位姓余(Yu)的士紳勸我用這里讀書人的典章傳福音,可我說,神的福音不需要借助人的方法。
 
5月8日。不斷有人來到禮拜堂:這些被罪蒙蔽的可憐靈魂,甚愿他們也能夠來到基督面前!是的,即便在這個地方,主也必定會為自己名的緣故選召出一群祂的子民。
 
5月26日(周六)。過去一周,來禮拜堂的人不是很多,但有少數幾位每天都來。我們應當重視向兩三人宣講福音的殊榮。他們從未聽過福音,因而比我們更珍惜這樣的機會。今天下午我聽到一聲敲門聲,向外一望,看到是麥卡悌先生(McCarthy)。因為欣喜過度,一開始我就像羅大[18]一樣忘了開門,從門欄上面伸手過去和他相握。他從四川首府重慶過來,經過長途跋涉后來到一個可以安靜休息的地方讓他也很高興。
 
5月27日(周日)。早上的會談很好,有三位慕道友參加。下午得到消息,說麥士尼將軍等的貨已經送達,包括幾箱基督教書籍和小冊子,是麥士尼將軍此前訂購的。他好心地把這些材料轉交給我們,讓我們根據需求隨意分發。這份禮物非常及時。因為麥卡悌先生帶的書已經賣完了,他一直以為能夠在我這里添補一些,而我自己的存書也所剩無幾。晚上,我們在麥將軍那里一起禱告,今晚是和這位親善良友一起度過的最后一個愉快的周日傍晚。
 
5月28日。麥士尼少將(Major General)今早離開貴陽府。他前來和我們道別,并留下一些東西由我保管。我們一起做了禱告,依依不舍地分手。自從離開英國以來,我從未像今天這樣傷感惜別。他是如此一位令人喜愛的良友,和藹可親,滿有基督徒的愛心,給我帶來不少喜樂和安慰。麥卡悌先生的到來也令我十分欣慰,不至于一個人太感孤單。
 
5月29日。今早我高興地看到四位老太太走進禮拜堂。她們坐了很久,其中有一位好像很能聽懂我們說的話,并轉述給另外幾位。我盼望有人能服事這里的婦女。晚上,我正和麥卡悌先生聊天時,慕道友范先生來了,很快說到他遇到一個小麻煩,想聽聽我們的建議。他說,大概24年前,他父親(也可能是祖父)借給一位朋友30兩銀子,對方一直都沒有償還。范先生現在急著想討回這筆債。他父親已經過世,借錢的人也已過世,借錢人的兒子拒絕償還,說不知道這件事,因為當時他只是個孩子。說到一半,有人進來了,范先生就先走了。后來,他又把這件事說給饒先生聽,饒先生說我們不會干涉這類糾紛。我非常擔心,唯恐范先生的想法是我們會像天主教神父幫助當地皈依者那樣幫他。如果確實如此,我會非常失望,因為本來以為他是真心求道的。從這件事上,我們也學到,對于遴選信徒受洗一事要倍加小心,耐心等候神的引領。
 
5月31日。從昨天起,麥卡悌先生的身體一直欠安,又是發熱,又是頭痛,連起床的力氣也沒有了,今晚上有所好轉。今天有一封我期待很久的信件寄到,得知有三位弟兄正在前來與我相聚的途中,令我欣喜不已。不過,魚愛德(Fishe)和花國香(Clarke)兩位先生還要繼續前往廣西。好在至少有一位弟兄會留下來陪我,這樣的安排已經好過我的預期了。
 
6月3日(周日)。今早的崇拜由麥卡悌先生主禮。下午進教會的人很多。饒師傅身體不適,癥狀和麥先生一樣。
 
6月17日(周日)。上周四早晨,麥卡悌先生離開我們前往云南。那天晚上,有一位張姓先生(Chang)上完最后一課,申請受洗。我甚愿他是真誠求道的。今早,張先生和饒師傅都參加了崇拜。結束后,我和張先生談了一會兒,考問他對洗禮含義的認識,并很高興地發現他的理解很正確,顯然我借給他的書,他認真讀過了。今天有幾位士紳進廳房來聽道,但因過于驕傲而聽不進去。其中一位顯得特別激動,說話又多又快,我們一個字也沒聽懂。他問了很多問題,卻又不給我們時間回應,反而自問自答說了不少——當然他對自己的回答十分滿意。他堅持說,福音和儒學完全相同。我想到那句諺語:“不愿意看的人,才是最瞎的人。”
 
6月20日。今早散步時看見一株樹。這株樹最近變得遠近聞名,成為受人敬拜的對象。據說,上個農歷月(last moon),有位官員的夫人患病。官員夢見一個人向他顯現,說能治好夫人的病。官員問他的姓名和住處。這人答說,他的名字叫“青”(即“綠色”),家住北門外,石家的井旁。官員起床后,發現夫人已經痊愈,自然歸因于夢中之人的回春妙手。他滿懷感恩前去尋訪此人,為家眷蒙福一事聊表謝意。到了夢中所說的地方四下打聽,鄰居們都說,附近并沒有叫這個姓名的人。一無所獲的官員失望之際,忽然看見一株大樹,春季的新芽綠意盎然。“啊!”官員恍然大悟,“明白了!這棵樹就是‘青’,肯定是樹仙治好了夫人。”他連忙向樹下拜,在樹上貼了文告,盛贊其德,并祈禱樹仙日后常年保佑。消息傳出,眾人紛沓而至,拜樹祈愿,把心愿寫在紅色紙條上,掛在樹上和旁邊的一堵墻上。現在,已經集有數百張紙片,幾乎貼滿了樹干和墻面。我在那里時,恰好有位婦女趕到,從轎上下來,見樹就拜。另一位在旁伺候的婦女(無疑靠售賣香燭紙錢賺了不少錢)幫忙燒紙、點蠟、焚香。一個在旁的道士也來協助,接受善男信女們的供品。大概過不了多久,這里就會建起一座圣壇或廟宇。
 
因為貴陽不在水陸交通樞紐之上,鮮有西方人經過,如前文巴教士日記中所言,初駐貴陽的四五個月中,他只見到過兩批英國同工。第一位是5月26日叩門的內地會宿將麥卡悌(John McCarthy)[19];第二批是將在6月27日聯袂而至的三名宣教新人:花國香(Geroge W. Clarke)、魚愛德(Edward Fishe)和“另一位弟兄”。
 
從麥教士發表在《億萬華民》中的信件與日記中,也可一窺當年福音進入貴州省時所面對的世道人心。麥教士的旅行計劃是從上海橫穿中國內地前往緬甸,從四川到貴州這一段他走的是清初修建的渝黔古道。[20]他和中國傳道人褍靈(Ts’uen-ling)于5月10日(周四)從重慶啟程,在渡江南下的路上,趕上一大群也是去貴陽府的人,乃是一名官員帶著家眷和隨行。在同行的數日中,麥卡悌借機向他們談論福音。他還遇見一位花甲老人,拿出一本祝名揚經過此地時送給他的書。他們一路走、一路傳,沿途經過綦江縣(Ki-kiang hien)、桐梓縣(T’ong-tsi hien)和遵義府(Tsun-I Fu)等地。進入貴州境內后,山嶺越來越陡峭,鄉野也越來越荒涼。[21]沿途有兩種景物常常刺痛麥教士的心,一是天主教堂,二是遍地罌粟。
 
在遵義府過夜時,麥卡悌和一位將要前往貴州南部上任的四川籍地方官談論一番。此人年僅58歲,卻因過度吸食鴉片而神色枯槁。麥教士注意到他一天之內有好幾次把轎子停在街邊,自己躲到別處過鴉片癮。麥卡悌說,如果人人都信耶穌,就沒有人會種植鴉片,販賣鴉片,或者吸食鴉片了。官員聽完淡然一笑,顯然認為這種完美的世界太過遙遠,因為這里半數的人都在吸鴉片!提到鴉片的種種惡果,他也嚴詞譴責,當聽說英國人也在鴉片貿易上有份時,他表示驚訝。官員很快終止了談話,說需辦理“要事”,無論麥教士如何苦勸,都沒有辦法阻止他。
 
麥教士在旅行日記中寫下他的感嘆:
      
看來,貴州省要想恢復以前的富庶,還要假以時日。當地種田的主力,以及路邊經營客店的,都是四川過來的移民。[22]地方官本有責任鼓勵移民,朝廷也撥了大筆銀子賑濟有需要的百姓,有牲口借給他們用,如此等等。哎!嗨!可惜,這些貪婪的官員們把所有的時間都用來斂財,短短幾年的任期結束時,當地民生毫無改進。可憐的中國!
 
5月26日(周六)下午,麥教士一行人經過了一個強兵把守、堅不可摧的關隘,即貴陽府城北面的防守重地。關隘四周幾乎都被高聳的山峰包圍,非常壯美,山頂一度遍植參天大樹,不過為防備苗民藏身,早被砍伐殆盡。不一會兒,褍靈望見了歡迎的標識,原來,貴陽福音站到了!按前文巴子成的日記可知,麥教士到達貴陽后,生了一場熱病,主持了一場禮拜,并于12天后(6月7日)重新啟程前往云南。[23]不僅如此,麥士尼將軍也離開貴陽,前往成都。[24]巴子成一下子失去了兩位朋友。
 
好在,這次只需再等候20天,他便盼來了三位新人。[25]一周之后,巴子成護送花國香、魚愛德兩人重新啟程,原來駐扎在貴陽的饒師傅陪同他們前往廣西,“另一位弟兄”和朱傳道則留下來協助巴教士在貴陽的事工。雖然巴教士之前擔心廣西官民因為太平天國的緣故會排外,但花、魚兩人在桂西大城小鎮并未受到太大的沖擊,反而有機會和其他差會的宣教同工商討建立新的事工中心。約兩個月后,魚愛德在返程途中感染了風寒,提前回到貴陽養病,但身體仍然每況愈下,竟于9月18日溘然去世。在病床邊陪伴他度過生命最后時刻的同工們,眼睜睜地看著曾經同吃同住的好弟兄呼出最后一口氣,心中悲痛難以言表。短短兩個月前,魚教士第一次來到貴陽時發出的信里還滿懷憧憬地寫道:“我相信這是神的旨意使我們來到中國,并在這里永遠工作下去。”[26]《億萬華民》的編輯萬萬沒想到,在排版這封魚教士家信的同一頁上,也會刊登他的訃聞!魚愛德是九省同工中第一位去世的,貴陽城東門外,出現了第一個新教基督徒的墳頭。站在新墳前,浮現在同工們心里的是馬太福音24:44:“所以,你們也要預備,因為你們想不到的時候,人子就來了。”
 
譯者感言
 
讀完這些一百四十多年前的信件,想必今天的讀者和當年英國讀者一樣會對幾件事印象最深刻:
 
1、貴州的天主教
 
從利瑪竇的時代起,天主教修士在中國的傳教策略便是“本土化”,一部分人深入內地的草根階層,另一部分人走上層路線博得皇室和官紳的好感。三個世紀下來,雖然逼迫不斷,但在民間一些地區已經立定腳跟。早在乾隆二十二年(1756),貴州境內就成立了一個約二十人的小教會。[27]到了內地會同工自渝入黔時,發現沿途已有不少天主教站點,單貴陽一帶,便建有五座教堂:北堂、南堂、圣斯德望堂、六沖關圣母堂和青巖天主堂。天主教的普及,一方面可視作一種福音預工,很多人即便不信教,也對福音的信息不陌生,甚至開始思考一些有深度的信仰問題;另一方面,天主教友可能更難轉變成基督徒,天主教修士在傳福音的過程中包攬詞訟的做法,也誘發當地人帶著不良動機進入教會(如范先生),對本土文化的過度妥協(如允許祭祖),甚至納入迷信習俗(如彌撒時段放鞭炮),都促使宣教士們加倍提防各種“法利賽人的酵”。天主教在云貴川這些偏遠地區的發展和生根,既是對戴德生和他的同工們的“鼓勵”,也是對他們的挑戰,更是對內地會宣教策略的質疑者的有力反駁:如果天主教修士們已經這樣做了兩三百年,并發展了那么多信徒,為什么今天的基督教宣教士還在固步自封,而非奮起直追呢?這樣的問責同樣適用于今天的教會,“做工的人少”這個痛苦的事實仍然擺在我們面前。一些異端和極端教派(如摩門教)積極地推廣教義,信徒們甘心奉獻若干年日專職傳教;如果基督徒認為自己的信仰是使人能真正得救的真道,豈不應該以更大的熱情,付出更大的代價投入宣教和福音事工嗎?
 
2、貴州的鴉片
 
鴉片自明末入華,到清末已泛濫成災,甚至連云貴高原也難以免禍。難怪早年的宣教先驅會感慨萬千:中國內地,鴉片商去得,軍人去得(如麥士尼將軍),探險家去得(如吉為哩),神父修女去得;一旦福音勇士準備前往時,卻會引發很多批評攔阻的聲音。結果便是,福音跟在鴉片后面進城,錯誤的教義先入為主,游記比宣教報道更早發表,兵工廠建立在禮拜堂之前。很多中國人,上到高官,下到草民,說起鴉片之害都嚴辭譴責,但同時也都沉湎其中,無力自拔,甚至炮制土鴉片,取代“洋煙”,從中牟利,再次證明人沒有辦法靠自己的力量擺脫罪惡。麥教士曾看到,城外鄉民成群結隊地帶著自產的鴉片賣給城里人,簡直是一副讓人不寒而栗的圖畫。同一集市上,麥教士帶著中國同工出售分發福音書籍和單張,似是黑夜中射入的一道曙光。
 
3、貴州的苗民
 
和漢人相比,貴州的苗民既沒有被儒釋道馴服,沒有受到天主教的影響,甚至也沒有被鴉片毒害,仍然處于原始宗教、自然崇拜的狀態。雖然當時內地會宣教士們對苗民的觀察還只能算是驚鴻一瞥,但是作為外來人,他們比偏見深重的漢人更能客觀地欣賞苗民的淳樸和健美,他們對英國教會的呼吁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1年(1888)后,一位叫黨居仁(J. R. Adams)的內地會宣教士來到貴州服事苗民;又過了11年(1899),當地成立第一間苗族教會。“好消息”在苗民中傳開,遠在云南境內的苗人千里迢迢趕到貴州聽道,黨居仁寫了一封引介信,請他們帶著去云南昭通找圣道公會(United Methodist Church Mission)的宣教士柏格理(Samuel Pollard)。因著這幾位苗族慕道友的到來,柏格理把福音站遷移到了云貴交界處的威寧,這便是“海外天國石門坎”的濫觴。兩位隸屬不同差會的宣教士的良性互動,造就了云貴兩省的“苗疆大豐收”。黨、柏兩人在1915年相繼去世后,苗族教會仍然不斷成長。
 
1877年由黔入滇的經歷也給麥卡悌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影響了三十多年后內地會的一個重要決策。1909年,內地會上海總部的負責同工,鑒于禾場大、工人少的痛苦現實,決定擱置云南的事工。當時已八十高壽的麥卡悌據理力爭,終于獲準在宣教新人中尋找人選,于是挑中了一位叫富能仁(J. O. Fraser)的青年。身材矮小壯實的八十老翁和又高又瘦的青年才俊結伴來到緬甸八莫,再從那里騎騾北上進入云南。兩年后,麥卡悌去世,富能仁則在云南騰沖留下來,又從那里進入大峽谷,成為“傈僳人的使徒”。今天,對少數民族的偏見和漠視,仍是很多地區漢人教會無法克服的盲點;而基督工人各自為政、畫地為牢,也是很多宣教事工難以突破的無形屏障。如果有一天,漢族信徒能夠像西方宣教士那樣用欣賞的眼光觀察身邊的少數民族和弱勢群體,基督工人能夠像黨居仁把苗民引薦給柏格理那樣把慕道友轉介給其他機構,老少同工能夠像麥卡悌和富能仁那樣舍命力保偏遠地區的宣教版圖,或許也是神國迎來新豐收的前奏了。
 
4、神秘的“另一位弟兄”
 
寫到歷史中的這一頁,不得不提一提文中那位無名的英國弟兄。讀者應該記得,六月底到貴陽宣教站投宿的有三位弟兄;埋葬完魚愛德之后,花國香獨自返回鎮江,留下“另一位弟兄”在貴陽陪伴巴子成。這位神秘弟兄的全名是Robert Landale(暫譯嵐伯特)。《億萬華民》之所以對之語焉不詳,乃因為當時他還沒有正式加入內地會。嵐伯特是富家之子,畢業于牛津大學,當他產生赴華宣教的志向之后,他在愛丁堡高等法院做律師的父親建議他先跟著戴德生到中國看看,再做最后決定。這或許是內地會歷史上最早的“異象之旅”(vision trip)。這位比巴子成早一年抵華的青年才俊,與內地會這一宣教群體同甘共苦,魚教士的新墳沒有把他嚇倒,湘黔人的排外敵意也沒有把他嚇跑[28]。嵐伯特在中國一待就是七年,娶宣教士之女[29]為妻,婚后北上山西太原服事,返英述職期間,正好趕上“劍橋七杰”加入內地會的盛況,這位牛津老校友,與眾多劍橋人配搭,在英倫三島的大學生群體中推動宣教運動。
 
1877年的貴陽,福音姍姍來遲,但是預知萬事的主,已經在永恒中為神州百姓預備了眾多屬靈福分:巴子成獨守孤城,祝名揚重回武漢,麥卡悌終抵八莫,魚愛德葬身黔土,花國香孤身返潤,[30]嵐伯特義無反顧;而多年后的“雙仁傳奇”(貴州苗疆的黨居仁和云南傈僳的富能仁)也在這一年埋下了伏筆——這就是內地會宣教士群體跨越時空的行軍圖。
 
 
 
 
[1]祝夫人的宣教報告可參看:Mrs.Judd, “Wu-Chang,”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Aug 1877, 98-101。編譯版載〈一八七七年內地會在武昌〉,《教會》73,2018年9月,95-104。
 
[2]此行的原文記載為“Recent Intelligence regarding Mr. Judd and Mr. Broumton,” China’s Millions,British Edition, May 1877, 64;”Journeying in Hu-nan, Kwei-chau, and Si-chuan: Extracts from thediary of Mr. C. H. Judd,”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Oct 1877,126-30。編譯版載〈一八七七年的中國內地會(五)〉,《教會》50,2014年11月,76-80;〈一八七七年的中國內地會(六)〉,《教會》51,2015年1月,80-88;〈一八七七年內地會宣教士湘貴川巡回布道旅行日志〉,《教會》72,2018年7月,101-12。
 
[3] 1855年(咸豐五年),臺拱(今貴州臺江)官吏擅自提高糧錢折合標準,從斗糧折錢四五百文增至兩千余文,苗民要求按舊例納糧,減免新增的賦稅,遭到鎮壓。苗民張秀眉在臺拱西部起義,其他少數民族陸續加入,隊伍一度發展到幾十萬人。1870年(同治九年)4月,清廷調集湘、黔、川三省兵力發動總攻。張秀眉于1872年2月被俘受死。
 
[4]綜合以下資料:C. H.Judd, “The Miao-tsi – First Meeting with Miao People,” and J. F. Broumton, “Further Particulars,”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Feb 1878, 29-30.
 
[5]全名 WilliamMesny (1842—1919),中文名麥士尼,字為能,1859年自英抵港,曾被太平軍截留。1868年起被清廷聘為“武教習”,隨軍援黔,鎮壓苗亂,后轉戰新疆等地,在廣州主掌兩家兵工廠,在上海開辦洋通易行并代理鐵路公司。他先后獲得清廷“賞戴花翎”(1870)、“巴圖魯”稱號(1873),三代二品封賞(1885)和寶星勛章(1890)等嘉獎;同時也是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皇家園藝學會和帝國學院會友,熱愛旅行和探險,娶中國女子韓鳳蘭為妻,幾乎走遍中國各地。主筆并發行《華英會通》(Mesny’s Chinese Miscellany)期刊,并發表自傳《一個在華英囚的生活與奇遇》(TheLife and Adventures of a British Prisoner in China)。他在貴州期間積極倡導洋務,參與創辦貴州第一家兵工廠和第一家股份制企業。
 
[6]原文注釋中提到《億萬華民》曾連載在緬甸八莫宣教的索樂道(Henry Soltau)的日記,其中提到,緬甸王國通行語中的一種,和苗語很接近。他們的風俗和服裝也和克欽人(Kah-chens)很接近。
 
[7]可能是苗族的蘆笙節、花山節或爬坡節。
 
[8]按日期排序,綜合了以下文獻來源:J. F. Broumton, “Work in Kwei-Yang”,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an 1878, 11-12 and Feb 1878, 28-29。
 
 
[9]內地會貴陽宣教站的地址是今天的貴陽毓秀路,參:阿信,《用生命愛中國—— 柏格理傳》(河南:大象出版社,2009),89。
 
[10]循道會差會全稱為Wesleyan 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沙牧師的全名為William Scarborough, 1865年來漢口布道宣教。
 
[11]這座教堂當為1876年重建的北堂主教座堂。
 
[12]這位主教當為1871年至1893年間任貴州主教的李萬美(Bishop François-Eugène Lions,巴黎外方傳教會)。
 
[13]《億萬華民》的編輯推測,當天這個天主堂的日夜兩場彌撒,共有三千男女信徒參加;1870年,整個貴州約有八千天主教徒。
 
[14]饒師傅的全名拼作 Yao Shangda,在教會的事奉是售經員(Colporteur)。
 
[15]當為1874年修建的六沖關圣母堂。
 
[16]同治九年(1870)時,貴州全省共有主教1人,外國傳教士15人,中國神父3人,修女27人,男女傳教先生30人。
 
[17]原文在此借用了使徒行傳17:32的表述模式,中譯參考了和合本的譯法。
 
[18]此指使徒行傳12:12-15記載的事件,當彼得從監獄回到馬可樓,使女羅大“歡喜得顧不得開門”,轉身跑進屋向眾人報喜。
 
[19]文獻來源:Mr.McCarthy, “Missionary Journey from Chung-k’ing in Si-ch’uen Province to Kwei-Yang in Kwei-chau Province,”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an1878, 3. 麥教士原計劃于5月7日啟程去敘府(Sui-fu,今四川宜賓),先被一場大雨耽擱,接著幫忙挑運書籍的向導因腿疾而無法上路,加上中文老師也要返回安慶(Gan-king),所以他決定改道去貴陽。
 
[20]康熙六十一年(1722),明朝留下來的驛道改走湖南,渝黔古道被稱作“官馬大路”,改設塘(軍事哨點)、訊(軍事重鎮)、遞鋪(無駐兵的集鎮),每10-15里一處,約有三十處上下。光緒三十四年(1908),郵政開始取代古道。詳參:申翔,〈古道悠悠:渝黔古道考察散記〉,《遵義日報》,2019年1月27日。
 
[21]渝黔古道的崎嶇艱險聞名天下,康熙年間貴州巡撫佟風彩上書說:“天下之苦累者莫過于驛站,驛站之險遠最苦者莫過于黔省。”
 
[22]明清兩代“改土(土司)歸流(流官)”的過程中,大量漢族移民進入貴州,改變了當地的人口結構。
 
[23] 7月2日,麥卡悌一行抵達云南,進城時褍靈遞給守門人一份福音單張,解釋了麥教士和同行人的身份,便獲通行,并受到友好對待。8月26日麥卡悌成功地自東而西穿越中國大陸,到達內地會在八莫(Bhamo)的福音站,這在交通不便的年代,著實是一次艱辛漫長的傳奇式旅行(參“Recent Intelligence,”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an 1878, 14.)。
 
[24]麥將軍此行,當為陪同William Gill(吉為哩)隊長自川入緬的探險,他們從成都出發,經理塘、巴塘的藏區,以及云南大理,抵達緬甸八莫。麥士尼和麥卡悌的目的地雖然都是八莫,但是兩人沒有同行。
 
[25]這三位宣教士抵達貴陽前,已經在路上走了53天(“Recent Intelligence,”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an 1878,14)。
 
[26] “Recent Intelligence,”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an 1878, 14.
 
[27]乾隆二十年(1754),貴州務川毛田的一個生意人在四川信教,回家后勸說家人信教。兩年后,四川宗座代牧范益盛主教前來務川,便以他家為據點,成立教會。
 
[28]可參看花國香三入湖南的布道旅行日記,原文:“Third Evangelistic Journey into Hu-nan,”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Dec. 1877, 148-50;編譯版載:〈一八七七年內地會宣教士湘貴川巡回布道旅行日志〉,《教會》72,2018年7月,101-12。當時嵐伯特也在同行人中。
 
[29]嵐伯特的妻子是英行教會(CMS)高富牧師(Rev. Frederick F. Gough)的繼女Mary Jones,Mary原為宣教士John Jones 牧師的女兒,Jones牧師去世后,師母帶著她改嫁喪偶的高牧師。
 
[30] 潤是鎮江的簡稱。
 
jiao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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