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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的見證:論傳福音與憐憫事工
發布時間: 2020/2/20日    【字體:
作者:提姆·凱樂
關鍵詞:  傳福音 憐憫事工  
 
 
譯/煦、文迪   
校/文睿
 
概要:憐憫事工不僅是用來傳福音的手段。言與行是相輔相成、不能分割、同樣必要的,兩者都是以擴展神的國度為唯一的目標。
 
“你想這三個人,哪一個是落在強盜手中的鄰舍呢?”律法師說:“是憐憫他的。”(路10:36-37)
 
精彩的反問
 
多數圣經注釋都注意到,在路加福音書中耶穌的反問。律法師問:“誰是我的鄰居?”耶穌這時候講了一個故事,然后問:“(你說)誰是鄰居呢?”
 
耶穌為什么這樣做?有位年長的評論家寫到,“(耶穌)強迫律法師給出一個十分不愿意給出的回答,……稱贊一個深深地被仇恨的種族。他給了這樣的回答,但幾乎是被硬逼出來的。”[1]
 
耶穌是如何強迫律法師承認他所恨的撒馬利亞人是故事中的英雄的呢?真正憐憫的行為,即使是在虛構的描述中,具有它自然的吸引力和無法抗拒性。在它面前,一個不情愿的偏執者也不得不躬身致敬。
 
如果是我們面對這位律法師,我們大多數會炮制像這樣的一個故事:一個猶太人(律法師可與之認同)走過來,路上有個垂死的人躺在血泊中,財產也被搶光了。仔細一看,原來是個撒馬利亞人。但是,猶太人還是從坐騎下來,給他裹傷,并帶他到安全之處。然后,我們對律法師說:看!這就是您的答案!你問誰是你的鄰居,如果一個人需要幫助,就算像撒馬利亞人這樣的敵人也是你的鄰居!”
 
我懷疑律師會被感動。他會說,“哈!如果是我碰到那要死的撒馬利亞人,我會從他身上騎過去,結果了他!這故事真可笑!哪個正直的猶太人會做出這樣愚蠢的事?”
 
但耶穌是比我們遠為明智的顧問。他對換了故事中的角色。他把(律法師可與之認同的)猶太人放在路上等死。路上來了被仇恨的撒馬利亞人。猶太人想向撒馬利亞人要什么?當然是幫助 !讓人吃驚的是,撒馬利亞人停下來,表現了憐憫。
 
現在我們看見耶穌怎么巧妙地將律法師請入甕中。當然,如果律法師在路上垂危,他會想要旅客的援助,即使這路人是撒馬利亞人。然后,從某種意義上說,耶穌是向他提問“朋友,現在究竟誰是你的鄰居?”唯一可能的答復是:“我的敵人,撒馬利亞人!!”耶穌最后說什么呢?“那么照你樂受的去施吧!如果你在急難中想要援助,又如何能堅持不向需求之人伸出援手?”
 
有力的護教
 
憐憫有特別的沖擊力。它能熔化人心,排除阻抗。它使敵對福音的人也不得不付出尊重。我們的好行為在世界眼里榮耀上帝。(太5:16)我們彼此相愛的具體行為見證基督徒信念的真實。“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約13:35)
 
在基督徒群體范圍內的憐憫事工,可能是我們彼此相愛的最驚人也是最明顯的展示。這可能是使徒行傳(4:32-33)背后的推動力:“那許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沒有一人說他的東西有一樣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見證主耶穌復活,眾人也都蒙大恩。”
 
許多人指出,這不是共產主義的一種形式。相反,32節告訴我們,當某個基督徒有需要時,其他的弟兄很快、很慷慨地提供幫助。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沒有一個人把他的任何東西當成是只有自己可以使用的。這種經濟分享對局外人必然是標新立異而令人驚奇。顯然,它也增添了使徒所講的信息的能力。整個世界可以看到基督徒是多么地與眾不同。
 
這個模式也可以在早期的教會里看到。我們看到在4世紀,羅馬皇帝朱利安如何嘗試復興某個在基督教傳播之前就已式微的異端。作為他計劃的一部分,他命令在每個鎮必須建立幫助窮人的招待住所。“真丟臉……當不虔誠的加利利人(指基督徒)不但供給他們的窮人,還供給我們的窮人,所有的人都看見我們的人缺乏我們自己的幫助! ”[2]我們可能聽不見對耶穌的話的共鳴嗎?“你們若善待那善待你們的人,有什么可酬謝的呢?就是罪人也是這樣行。”(路6:33) 基督徒的慈善是“不分內外”的,世人便注意到了!
 
優先次序的問題
 
我們看到了憐憫事工在與擴展耶穌基督國度上與宣教事工是緊密配合的。這聽起來是個簡單的真理,但如何實踐會是很復雜的。言與行的實際關系是怎樣的呢?必須總在一起?一個在另一個之前?一個比另一個更重要?對這些問題有幾種看法,在這里我們再次看見需要一種平衡。
 
關于言與行,或者傳福音與社會關懷的關系,彼得·瓦格納(Peter Wagner)認為有五種看法。他稱它們為觀點A、B、C、D和 E。A認為,在教會對世界的使命中,憐憫事工和社會正義是教會唯一合法的功能。B認為社會關懷是最重要的功能,但傳福音是我們使命的一部分。C的立場認為社會關懷和傳福音,行和言具有絕對相等的重要性。D相信傳福音是教會的主要功能,善行的事工是必要的,但居次。E堅定地指出,社會關懷根本不是教會在世界上的工作,我們只做傳福音的事工。[3]
 
言與行哪個更重要?之所以在這個問題上眾說紛紜,有可能是因為“重要性”問題本身使人誤入歧途。比如說,“悔改”和“受洗”哪個命令更重要?從一方面來說,不遵從前一個命令的后果更嚴重。但我們能夠很心安地決定神的哪個命令更重要嗎?這問題的本身是否導致我們對神的話做出不合圣經的判斷?如果是這樣的話,同樣不該問傳福音和社會責任哪個更重要。他們是不可分割的一個整體。
 
讓我們學習一些圣經原則,看圣經是如何描述言與行的關系。
 
必要的事工
 
第一個原則是言與行的事工是同等必要的事工。在前面的章節里,我們已經看到善行的事工不是可有可無的。這是神對他的子民和教會的命令。在舊約中,不僅有先知和君王的職位,還有祭司的職位。在新約中,不僅有牧師和長老,還有執事。基督自己走到哪里都即教導又治病。(太4:23) 因為基督來了又講又做,教會也被加給講和做的恩賜。(彼前4:11)
 
如果言與行都是命令,我們怎么能夠決定神的哪個命令更重要?比如說,我們真能決定十誡中哪些誡命比較不重要?如果能的話,是否會導致我們不努力服從這些誡命的危險?如果言行都是命令,那么對基督徒和教會來說它們是同等必要的。
 
達到目的的手段?
 
有人教導傳福音應優先于憐憫事工,或者說憐憫事工是傳福音的手段。也就是說,我們以善行為來服事人,是一個把他們帶到耶穌那里的方法,我們做一個社會救助的項目,只是為我們的福音探訪小組搜集訪問對象名單。但是,憐憫事工與恩典一樣,是不應得的恩惠。路加福音6:35警告我們,借貸予人或者行善事不要期待回報。神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給好人也給歹人 (太5:45)。約翰一書3:17告訴我們,任何事奉的動機都應該是愛。如果我們看到需要,能夠幫助就幫助。這把傳福音和憐憫在動機上置于平等的位置。有人需要明白得救的途徑嗎?我們就與他分享。有人需要醫療幫助、更好的教育、法律辯護嗎?出于愛,我們也提供幫助。
 
在個人(而非抽象)的層面上,真正地愛一個人卻不想與之分享福音,也不去滿足其基本的需求,是無法想象的。言與行是所謂的“飛機的兩個翅膀”。哪個翅膀更重要?如果你愛一個人,你會認識到你朋友最基本的需要是與神和好。但你不會把生病時照料他,饑餓時為他提供食物作為只是達到此目的的手段。你照顧你的朋友,因為你愛他。
 
一個選擇?
 
有人認為傳福音比憐憫更為優先,因為憐憫事工只是在一定的境況下才要做。一個常見的反應是,“一般的教會負擔不起幫助窮人”。持這種態度的人認為,如果我們有足夠的時間和金錢的話,憐憫事工是很好的。但是,言和行的事工都是神的命令,不去做哪一個都是犯罪!推脫“負擔不起”憐憫事工只不過是個站不住腳的籍口。哪個地方教會“負擔得起”把福音傳給每一個人?也沒有哪個教會“負擔得起”喂養所有饑餓的人。但是我們必須用我們擁有的資源來服從神給他子民所有的命令。
 
在日程上居次?
 
還有人認為傳福音先于憐憫事工,因為根據圣經,在言和行事工之間有時間的順序。有人擔心憐憫事工會造就很多“大米基督徒”(rice Christians),這種人為了可以繼續從基督徒那里接受食物、金錢和其它的好處而聲稱相信。所以他們反對在窮人接受福音或至少對之表現出興趣之前幫助他們。但事實上,這樣的話產生名義上的基督徒的可能性更大。
 
然而,如果我們來看耶穌的事工,在傳道和憐憫之間并沒有一個固定的次序,耶穌醫治生來瞎眼的人(約9:1-7),并不是等到(一天之后)招這人來信他(9:35-41)之后才醫治。在其它幾處,他呼召、挑戰他們作門徒,有的是在醫治之前,有的是在醫治之后(太15:21-28;可5:21-43)。
 
我們看到傳道事工和憐憫事工在地位上都是必須的,在動機上都是出于愛,所以它們在教會事工中同等必要。
 
不可分離的事工
 
第二個原則,言與行、傳福音與憐憫是不可分離的,以“共生”的方式存在,相互依存。
 
若一定要從我們前面所談到的總結出一點,那么這就是,言與行是相互無法擺脫地聯系在一起,無法分離。
 
我們不要犯混淆傳福音與憐憫的錯誤。世界基督教教會聯合會對傳福音的看法,特別是在1973年曼谷會議的報告中,認為社會關懷本身就是傳福音。這個組織認為,我們提供食物給饑民,這就是在傳福音。[4]符合圣經的傳福音與憐憫事工是互不相同,但又不可分。
 
兩個目的的模式
 
約翰·斯托德(John R. W. Stott)幾乎要把兩者分開,他說:“社會活動是傳福音的伙伴,作為伙伴,兩者相屬但又獨立,每一個都是自立自主地伴隨另一個,沒有哪一個是另一個的手段,或是另一個的表現,每一個都是以其本身為目的。”[5]
 
這種說法并不恰當。我們看到斯托德想要避免視社會關懷為達到目的手段,我們也反對這種看法。但是,轉而說憐憫事工可以自立、是以自身為目的,將會為社會關懷脫離福音鋪平道路,這必定是不可的。這樣的憐憫事工,即便是以基督教為動機的,仍不能擴展神的國。我們決不能說傳福音與社會關懷是相互獨立的,它們是不相上下的相互依存。[6]
 
一個目的的模式
 
合適的模式不是(1)將憐憫看作傳福音的手段;或(2)認為憐憫與傳福音相互獨立;而是(3)言與行、傳福音與憐憫都是手段,為了達到同一個目的,就是擴展神的國度。認為社會關懷可以獨立于傳福音單獨去做,是將憐憫從拓展神的國的根上分離開來,它必將枯萎。認為傳福音可以脫離社會關懷單獨去做,這就是忘記了我們的目標并不是個人的“決志信主”,而是將所有的生命、被造界帶入基督的主權之下、神的國之中。
 
任何不全面的看法,都要使我們不能明白耶穌所說的:“你們貧窮的人有福了,因為神的國是你們的”(路6:20),或他說他來是傳神國的福音給貧窮的人(路4:18前半節;太5:3)。一些人高舉社會關懷,將此簡單解釋為號召革命,他們說神要世界所有的窮人得到財富的再分配。一些人將憐憫作為傳福音的手段,完全將“窮人”靈意化,他們說它只是指那些心里謙卑悔改的人。
 
但是,偉大的新約神學家赫爾曼·賴多寶(Herman Ridderbos)這樣寫道:“‘窮人’這個詞的概念可以由社會意義和宗教倫理意義兩方面來決定”。[7]這意味著我們解經不能完全“屬靈化”也不能完全“物質化”。國度意味著在言與行兩方面將基督的王權帶給破碎的生命。我們看到貧困、疾病、不公正、情感困擾、社會問題都是罪的結果。我們必須服事完整的人,我們必須領人與神和好,在情感上輔導他們,使之完全,解救他們脫離不公正的社會結構,滿足他們身體的需要。但是我們參與這些事工都是相互聯合的。我們透過言與行傳揚神國的福音。
 
相互依存的事工
 
在第二個原則里,我們談到言與行相互依存,以一個‘共生’的事工方式存在,現在我們來解釋一下這個概念。
 
盡管我們提過憐憫與傳福音不一定必須同時進行,但它們必須是成雙成對的,因為它們相互關聯。信道是從聽道來的(羅10:16-18),信心通常總是產生好行為,特別是憐憫的行為(雅2:1-23)。我們見過憐憫行為帶來的沖擊。神經常使用它們打開人心接受福音(徒4:32-33 ;約13:35;約一3:17-18)。
 
虛浮的供物
 
山森哲直(Tetsunao Yamamori)用“共生”這種生物現象生動地表達了這種相互依存的關系。共生是兩個功能不相似的有機體和諧相互依存生活的一種自然現象,每一個有機體嚴重依賴另一個有機體,甚至沒有另一方就不能生存。共生與寄生不同。寄生是一種有機體以另一個為生,寄生的得利,而寄主受害,例如狗身上的跳蚤。[8]
 
山森哲直認為,言與行事工的關系是共生的關系。
 
從先知的觀點,縱向與耶和華有個人親密愛的關系……是以色列盟約責任的一方面;“惟愿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摩5:24)是橫向與他人的關系。對先知來說,這兩面既不相同也不排斥。他們認為這兩種關系所面對的是兩個明顯不同的對象,但同時又是相互不可分割,神的國要完全實現,這兩種關系都必不可少……一方離了另一方便不能生存;按以賽亞書所說的,一方沒有另一方便是“虛浮的供物”。[9]
 
言沒有行,“虛浮的供物”!
 
“你們不要再獻虛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惡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會,也是我所憎惡的;作罪孽,又守嚴肅會,我也不能容忍。……你們舉手禱告,我必遮眼不看;……學習行善,尋求公平,解救受欺壓的,給孤兒伸冤,為寡婦辨屈。”(賽1:13-15,17)
 
透過以賽亞,神在說:“沒有社會關懷的正統信仰并不正統!”同樣,不宣講福音的社會關懷也是虛浮的供物。與有需要的人分享我們的金錢和物質財富,這是神所喜悅的祭(來13:16),但它必須要和承認主名之人嘴唇頌贊的祭一起獻給神(15節)。行沒有言、言沒有行,這些都是虛浮的供物。
 
寄生的可能性
 
山森哲直警告說:“缺乏持續關注與自省,教會事工可能會退化為寄生,而不是成為共生。”[10]這個告誡提醒我們,教會通常的趨勢,不是在損害宣道的情況下做憐憫事工,就是在損害社會關懷的情況下傳福音。
 
透過檢視教會的模式,我們可以證實這一點。許多大力傳福音的教會較少投入憐憫事工,就算有,也是到教會很大了的時候才做。對照起來,許多非常投身于大量憐憫和社會關懷活動的教會,往往一直都很小和排外,即便傳福音的工作也是如此。
 
就是因為后一種現象,使得宣教學家麥高文(Donald MacGavran)和瓦格納將社會救濟“排在后面”,并且不鼓勵“社會活動”,特別是在改變不公正的社會結構和制度方面的努力。瓦格納教導,教會參與社會活動便不會增長,[11]但這種分隔言與行的努力,并沒有圣經的支持或經驗的支持。例如,當臺灣長老會對少數裔漢人控制的政府違背人權提出抗議時,教會發現很多主流臺灣本土人、閩南人對他們的事工變得樂意接受。當教會幫助有困難的人,福音就在這些人群中傳開。[12]
 
根本的事工
 
第三個原則,傳福音盡管離了憐憫事工就不能正常發揮功能,卻是針對人類最基礎最根本的需要。
 
基于“靈”(宣道事工)比“物質”(行為事工)重要,許多人說傳福音和神的話語比憐憫和行為更重要。人通常說,“屬靈的事優先”,但這符合圣經嗎?神創造了世界物質和非物質的兩部分(創 2:4-7),兩部分都在罪的破壞和衰敗之下(創3:14-19),而且,神計劃拯救我們的靈魂(來12:23)和身體(林前15)。物質與非物質方面都要拯救。我們怎么能說“物質”沒有“靈魂”重要呢?[13]神有列出優先嗎?
  
關注屬靈的事,這并不是只感興趣非物質的/超然的/看不見的/宗教的,而對物質的/自然的/可見的/屬世的不感興趣。關注屬靈的事,是關注生命的一切,而生命的一切,是圣靈醫治的手現在已經觸摸的……天與地,我們稱為“自然界”,或者“現實”的,神已經使之成為高貴,見證圣約(詩19:1,羅1:20前半節),它們見證神設計大地的意圖,就是作為神的園子(結28:13),創造主與受造之人相會相交之地。亞當與神相交,表現在他在地上針對物質界的作為,他治理和掌管自然。這是真正的屬靈。[14]
 
說到這里,我們仍然認為,從某個角度來看,神話語的事工是最根本(radical)的。這是什么意思呢?“Radical”這個詞通常的意思是“極端”,但這并不是這個詞的基本意義。這個詞的詞根就是“根”的意思,做根本的事,就是觸動一件事的根。在前面的章節我們說過,我們與神分離,落在“定罪”的光景中(羅8:1-2),這是我們一切痛苦的根源。心理破碎、社會不公、甚至身體衰落,這些都源自我們與神爭戰為敵。所以對于人的狀況,更根本的事工是宣講信心的道(羅10:8-13)。再沒有比用話語傳講福音的信息,能更根本來切斷罪和死的毒根。
 
結論
 
我們看到(1)言與行同為神對教會的命令,對教會來說同等必要,因為(2)言和行是互相依存,都是擴展神國度的手段。然而,(3)要觸及人類一切破碎的根源,宣講神的道是這兩者中更根本、更基礎的。
 
這些在實際中意味著什么?經驗告訴我們,無論我們如何強調兩類事工的神學必要性,要求一群基督徒同時給予兩類事工同等的關注,這是非常困難的,但這并非是不可行的。
 
在山森哲直關于共生的文章中,他說在特定情況下,言與行都有可能優先,他將此稱為境況共生。換句話說,“在任何特定時間,在教會事工當時的境況下,依照需要、面臨的問題、機會、以及可得到的資源的實際情況,來決定需要強調哪方面的事工。[15]
 
讓我們來看一個明顯的例子,龍卷風橫掃你所在的城鎮,教會附近的一家人還未信主,樹倒了砸在他們的房子上,你會先送一個傳福音的團隊去嗎?當然不是!你去幫忙把樹清理掉,你提供庇護的場所和鼓勵。在這個例子中,憐憫明顯是優先的。
 
在很多情況下,區分并不是那么容易。新的植堂事工也許需要集中在傳福音上,使會眾首先可以自立和自我繁衍。一個南非的教會也許需要通過一些種族和解的舉動來彰顯神的國,而這些行為可能會招來迫害,使教會更難甚至不能增長;一些社區明顯比其他社區有更多的窮人;等等。另外,教會也許有不同的事工階段,可能在幾年內,盡管兩類事工都在進行,某一類事工總是比另一類優先。
 
在實踐當中,我們需要非常認真計劃,并不斷評估,以言與行的事工在教會生活中交織共存,就像在圣經神學當中一樣。這是不會自然而然發生。在本書十二章,我們將討論具體如何保持這兩者相互依存。
 
憐憫和傳福音好像煙和火——有其一必有其二。如果我們缺乏任何一方,我們可能還是會有一個看起來活躍和成功的教會,但將不會有真正的神國度的增長。我們一些非常有名的教會可能就是“虛浮的供物”!
 
討論
 
閱讀下面的例案分析和教會長執成員的答復,每一個答復都表現了在某一方面缺乏符合圣經的認識。基于神的話語,對每一個答復寫一個簡短的回應。
  
一個福音派教會成員的家庭,一對夫婦,妻子前一次婚姻(喪偶)的兩個十來歲的孩子,以及丈夫前一次婚姻(離婚)的兩個十來歲的孩子——他們有一半的時間與這個家庭生活在一起。妻子雪兒是在教會長大的,丈夫麥克斯三年前成為基督徒,加入教會。兩人都不能算是“強壯”的基督徒,但他們都正常來教會崇拜。
 
按法定標準,這位丈夫算是失明人士,有一個普通的工作,在雪兒的孩子不能再領取遺屬撫恤金之前,他的收入還夠。他們知道這遲早要發生,但并沒有預備,甚至還不明智地借了一些款項,以致負債。目前他們落入嚴重的財政困難。
   
牧師發覺這個需要,把情況帶到長執會中,他們非常不情愿地批準了少量貸款,以下是會議記錄:
 
“如果我們幫助這個家庭,這會用盡我們的資源,我們就不能幫助其它可能有需要的家庭。”
“這是神的錢;我們不能亂花。”
“如果我們給錢,就開了一個先例,以后誰來要我們都得給。用貸款的方式,就不會不斷的有要求。”
“我不認為我們應該給這些不負責任不好好計劃的人,人應該學會為自己負責。更何況他們可能還了不該先還的賬單。”
“我們曾經貸款給教會里的人,結果他們至今不還。我認為教會不應該介入這種爛攤子。”
“誰來決定誰是有需要的?很多人都有財政上的困難,為什么單提他們?”
“如果有人在生意上做了錯誤的決定,房產被扣留,我們是否一定要幫他?”
“他付不起孩子供養費,我可不會替他出,他離婚本來就不符合圣經。”
“如果教會其他人知道我們這樣花錢,他們會停止奉獻。如果我們再給他們,我就停止奉獻。”
“至少不要養寵物——我可不付狗食的錢。”
 
 
[1]David Brown, The Four Gospels: A Commentary, Critical,Experimental, and Practical (reprint,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1969),267.
 
[2]G. W. H. Lampe, “Diakoniain the Early Church,” in Service in Christ, ed. J. I. McCord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60), 50.
 
[3] C. P. Wagner, Church Growthand the Whole Gospel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1), 101-4.
 
[4] Quoted in Wagner, Church Growth and the Whole Gospel, 102-3.
 
[5]John R. W.Stott, Christian Mission in the ModernWorld (Downers Grove, ILL.: InterVarsity Press, 1975), 27.
 
[6]盡管約翰·斯托德并沒有將社會責任看作完全與傳福音分離,但他的說法提供了這個可能性。在彼得·
瓦格納的劃分里,他可以被歸為C,因為斯托德似乎表明言與行是對等的伙伴。但這一點也顯明了瓦格納劃分方式的不足,斯托德設定了一個“二元論”。就像那些(持B的觀點)說憐憫是傳福音的手段的人!他看不到言與行是不可分的相互依存的整體,他認為每一個是以自身為目的的。然而,斯托德在他的《信仰與社會責任》中也表現出自我矛盾的地方(見35頁:“我認為我們應該贊同《洛桑信約》的說法,就是 ‘在教會作祭司獻祭的事奉中,布道是首要的。’”)。
 
[7]Herman Ridderbos,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Philadalphia: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1962),189.
 
[8] Tetsunao Yamamori, “Toward the Symbiotic Ministry: God’s Mandatefor the Church Today,” Missiology, AnInternational Review 5, No. 3 (July 1977): 267, 271.
 
[9]同上,268.
 
[10]同上,271-272.
 
[11] Wagner, Church Growth and theWhole Gospel, 37。
 
[12]Harvie M. Conn,“Taiwan:Church Growth, Ethnicity, and Politics,” in Exploring Church Growth, ed. Wilbert Shenk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3),60-76。
 
[13]當保羅在哥林多后書4:16-18說“外體雖然毀壞”和“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的時候,他不是在說“屬靈”的優先于“肉體”的。見 Phillip E.Hughes, Commentary on the Second Epistleto the Corinthian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62):“但是‘外體’并不能只從物質意義上來理解,它代表人體結構包含所有的功能和精力,既包括腦力也包括體力,既包括感覺也包括行動。的確不可否認,對于保羅身邊的人來說,這個表達方式即簡潔又明了,保羅的身體外在所表現出來的就是他們可以看見的。”(153)
 
[14] Harvie M. Conn,Evangelism: Doing Justice and Preaching Grace (Grand Rapids: Zondervan,1982), 64.
 
[15] Yamamori, “Toward the Symbiotic Ministry”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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