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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神學:“無形的教會”與“公共的信仰”
發布時間: 2020/2/20日    【字體:
作者:李向平
關鍵詞:  漢語神學 教會 公共的信仰  
 
 
從基督教的傳統而言,神學是教會在思考。然漢語神學卻不是教會的思考,卻是對教會的思考。因此,漢語神學的教會性問題,常為人詬病,卻又因此而突出了它本身的學術性與人文性,最為學界同仁所認同。為此,討論漢語神學的“教會性”問題,擬成為討論漢語神學與社會公共空間關系的一大關鍵。本文認為,漢語神學的“去教會性”,恰好就是漢語神學公共性得以建構的基本要素,進而把漢語神學的公共關懷取向,轉換為當代中國基督教的公共理性應當如何實踐的問題。這也是漢語神學不同于一般基督教最基本的地方。
  
一. 中國基督教的教會性及其遮蔽的公共性
 
基督教在中國社會的發展,實際上就是普世基督教與中國基督教本土化過程之間所發生的結構性變遷。這種結構性變遷的一個最大結果,就是基督教教會組織體系的改變。對于基督教而言,這個改變是根本性的,它已經涉及到中國基督教的方方面面,特別會涉及到中國基督教公共價值觀念的建構和體現。
  
中國基督教的制度設置,以及在制度之外的社會行動模式,極大地影響、制約了中國基督教對社會的關懷;特別是無數基督教徒對此宗教制度的認同,更能直接制約了中國當代基督教公共價值的建構方式和表達這種公共價值的方法和路徑。所以,在考慮中國基督教的公共價值觀念的時候,就不得不首先要考慮中國基督教及其制度的社會性和公共性。這是中國基督教公共價值觀得以建構起來的根本基礎。
  
依據宗教社會化的命題,宗教團體與社會公共關系的建構和表達,乃是宗教公共價值觀念的建構基礎和表達路徑。倘若是缺乏一種能夠進入社會的宗教組織形態,那么,該宗教就會缺乏相應的社會準入機制,從而使社會性的建構與實踐成為一句空話,同時也會使該宗教的公共價值觀的建構與實踐成為一句空話。所以,考察中國基督教的組織形態及其信仰的實踐與表達模式,應當是考察中國基督教公共價值觀的基本前提。
  
現行中國基督教的組織形態,它的外延與內涵過于模糊,既沒有明確的制度限定,亦沒有具有不同的行動形式。它已經由制度宗教轉換為宗教制度了。特別是聯合禮拜之后,中國基督教處于一種后宗派時期,根本就不存在那種如同“教會”那樣的組織體系。它們常用的慣用術語,是宗教團體而非宗教組織。
  
這就是中國基督教 “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和中國基督教協會等宗教性社會團體。它作為宗教型社會團體之一,系指由中國公民自愿組成,為實現會員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開展活動的非營利性組織。它們系由國家出于管理基督教的需要而成立,其主要職能是協調與基督教有關的政-教關系、政-社關系和宗教內部關系。顯然,中國基督教的宗教團體特性,作為教會和教會聯合會之間的協會組織,似難等同于教會組織,本來意義上的教會組織及其與社會結構之間的二元對應關系已經不復存在。
  
與此同時,依據《宗教事務條例》第三章第十二條:“信教公民的集體宗教活動,一般應當在經登記的宗教活動場所內舉行。”這就是說,無論宗教組織是什么樣的結構,這個宗教的任何宗教活動則必須在固定的宗教活動場所內——按照定時、定人、定點的方式進行。
  
實際上,在中國基督教的運作模式之中,人們對于基督教的活動場所的管理和強調,已經使基督教活動場所發揮了教會組織的實際功能,而類似于教會組織的“宗教團體”,則演變為一種基督教內部行政管理機構,乃至基督教對外進行社會活動的組織中介。因為在中國基督教的具體運作模式中,我們發現了宗教活動和宗教組織的兩種制度設置,特別是基督教教派的取消,促使了宗教團體和宗教活動場所的相對分離,從而把宗教組織這一實體被懸置起來了,同時也使基督教的活動場所,諸如教堂、聚會點這種并非完全意義上的宗教組織,發揮類似于民法概念中的“宗教組織體”的多種功能。宗教團體被懸置為一種行政管理機構,而教堂、聚會點等等空間地位,成為了實際上的組織基督教各項宗教禮儀、團聚活動的團體。
  
因此,當人們言及基督教的宗教活動的時候,呈現的往往就是一種空間化的基督教存在形式,是在教堂里面、聚會點里面的基督教活動方式,至于教會所具有的組織活動模式,則被懸置了、虛化了。這就是教會教堂化、教堂空間化、空間場所化。而與此相應的是,基督教團體的制度化和行政化。教會消釋了,教會與社會之間的二元對應關系也同時被消解了,可以見到的則是活動場所和行政化的宗教團體。正是因為中國基督教建制教會的這種科層化取向,導致了教會神學中公共性的缺失,從而使漢語神學一旦得以建構,就具有了突出的社會性與公共性特征。
  
二.漢語神學的現代性
  
基于上述的理由,人們一旦提及教會,就難以直接聯想到教會的神學。因為,當宗教活動場所得以實體化和空間化的時候,宗教團體與宗教活動場所的并列關系就會出現偏向,強化了宗教活動的教會功能和組織功能,忽略了宗教團體的制度功能和組織形式,使宗教團體更集中于宗教的事務管理、宗教的行政管理。一個宗教組織的神學關懷和組織結構就從中被悄悄地給忽略了。它使基督教的宗教團體和宗教活動場所呈現為是一種特殊的雙重關系——“行政與教務”的關系。教務是場所化的、空間化的,或者說,宗教的公共價值觀要經由行政和教務的雙重關系才能考慮、建構和表達。這就嚴重制約了基督教的公共性或社會性的建構。
  
所以,漢語神學之出現在中國大陸學術界,并非因為它與教會神學的直接關系,更不要因此而詬病它對于教會性的缺失。更加值得思考的是,漢語神學乃是因為中國社會信仰的現代性問題而得以建構起來的。
  
作為建制化的教會組織,已經成為其他制度中的制度。這就是說,在現代意識中,由教會所承載并且承認教會的傳統教會的傳統宗教取向,被僅僅與不同水平的此岸超驗性相關的取向所遮蔽:民族、人民、社會階級,以及它們的“克服”,家庭或者“自律的”個人的伙伴關系新形式,另一個我(共同性)和圣化的、在很大程度上自我滿足的自我。這說明,教會不再代表宗教居支配地位的形式。[1]
  
至于現代性問題在中國社會,實際上就是一個現代個人與社會秩序之間的關系問題,因為社會變遷和結構轉換,現代神圣世界的社會基礎已經不在教會宗教之中,也不在國家之中,更不可能在經濟發展之中,所以,其社會結構基礎只可能是處于私人領域內的個人自我認同建構而已。而“現代神圣世界的結構及其主題內容代表著一種新的宗教社會形式的出現,而這種形式又是由個人與社會秩序之間關系的根本轉變所決定的。”[2]
  
漢語神學所主張的神學研究及其相關的人文哲學問題的研究,在一個信仰能夠自由而宗教不完全自由的背景之下,唯有宗教神學、宗教文化的研究才能超出這一“制度中的制度”,進入那些由此岸超驗性相關取向所遮蔽民族、人民、社會階級等論域之中,從而構成了漢語神學從一開始的時候就具有的現代性取向。
  
正如特雷西(David Tracy)曾經精辟地指出的那樣,神學在公共論域出現的問題,不但關乎對理性的檢討,更牽涉到對現代性問題的關注。
  
為此,漢語神學在中國學術界的出現,不僅僅關涉基督教或教會神學的問題,更是基督教存在的現狀所引出的中國信仰的現代性問題。
  
三.“去教會性”而得以彰顯的公共性
  
西方基督教的固有的組織模型,大致具有主教制、長老制、公理制、無教制等教會制度;至于西方社會學家在對基督教深入研究的基礎上,亦為宗教組織類型設定了不同的變量標準模式,即教會、教派、宗派和膜拜團體若干類型。
  
然而,當代中國基督教教會的發展形式,卻并非上述任何一種模式。它的基本特征,曾經被描述為“后宗派教會”或“宗派后教會”。而就其具體的存在形態而言,當代中國大陸基督教的存在形態,一般具有五種形態,三自教會、家庭教會、獨立教會、職場教會、學術團契。前三種形態,教會性均較明顯,學術性與人文性較弱,甚至是缺乏學術性和人文性;而后二者的教會性則明顯較弱,甚至是在學術團契的存在形式之上,教會性幾乎就為學術性和人文性所取代。
  
漢語神學的社會性格,則接近后面這一種存在形態。其學術性和人文性取代了教會性,或者說是超越了教會性。正是這種超越,方才使漢語神學能夠具有祛教會性的學術性和人文性特征,進而彰顯它的公共性。如果一般教會教會性無法體現它作為一個教會組織體系本身所具有的生命體(organism)、乃至一個社會組織(organization)的基本特征,教會就失去了生命的本質,也就失去了她的功用。[3] 于是,在一般教會的教會性無法體現它應有的公共性的時候,漢語神學的學術性和人文性,恰好就是其公共性的最好表達方式。換言之,如果漢語神學沒有具備它的“去教會性”特征的話,它的學術性和人文性也就無法得以表達和實踐了。
  
在普遍性社會交往的意義上,無論是哈貝馬斯基于交往結構來談論的“公共性”,[4] 還是阿倫特基于行為類別劃分來分析的“公共性”,[5] 他們所強調的“公共性”及其所引申出來的公共交往觀念,以及最終促成的公民倫理概念,無不體現為一種開放而又多元的社會公共領域。所以,一個公共社會領域必然是一個體現自由、公意、法律、秩序相結合的道德共同體,它在行為規范的層面要求有與之相匹配的公民倫理概念。而一個宗教體系作為一種社會交往結構,或者是作為一種社會行為類別,如欲具有如此一種社會公共意義的價值體系,首先需要的就是一個能夠實踐其公共價值觀念的社會共同體。
  
所以,一個信仰體系的社會性,直接制約著該信仰體系的公共性,左右著這個信仰體系的公共價值關懷及其社會表達形式。在現代社會宗教結構里,凡是具有社會性的,應當就具有公共性。而這個社會性,即存在于國家權力與經濟市場之外的領域之中;它的功能發揮,即能使所有的宗教體系呈現出一種現代社會亟需的公共理性,一種發揮在國家權力與經濟市場之外、獨立自在的公共理性。
  
四.教會無形,信仰才能公共
  
在當代中國基督教的語境之中,凡是教會者,不是因為行政的原因,就是因為政經的因素,它們都難以在教會性之中呈現應有的人文性或公共性。對此而言,漢語神學不是教會思考的產物,它反而是思考教會的產物。這是為了中國的基督教神學,論證與說明中國基督教教會之外的意義功能與社會存,從而使基督教信仰能夠更好進入社會,進行公共言語。因此,我很愿意把漢語神學視為當代中國基督教多元發展、多樣性發展的一個典型樣本。其基本特征,可以用這樣一句話來加以表達:這就是“無形的教會與公共的信仰”。
  
“無形的教會”,又稱“大公教會”,即普遍存在的意思。它是由所有相信基督、重生得救的信徒組成的教會。使徒彼特、保羅、早期教父、歷世歷代教會的先賢圣哲,到今天分布世界各地的信徒,都屬于這個教會。沒有種族、地域之別,沒有文化、國家之隔。“有形的教會”指的是地方教會,舊約時代有圣殿與會堂,基督徒在新約及以后的時代則聚集為地方教會。有形教會按照條件接納各人入會,例如需要公開信主、受洗才能成為會員。[6]
  
基于基督教在中國傳教的失敗經驗,韋卓民曾認為中國基督教會擬具有一種“表現的自由和試驗的自由”,在宣傳基督教義時,充分順應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充分采取中國文化的形式,和中國人“原有的生活融為一體”。他進而認為,“土生土長的基督教問題,一開始便是一個土生土長的教會問題。” 根據韋卓民的設計,土生土長的中國教會在組織形式上應是類似于核心細胞的組織,由三十至五十個家庭組成,成員人數不超過一百人,為鄰近社區提供方便的社區服務,以符合中國人最具有社會性及重視人倫親情關系的特質。其次,韋卓民更進一步主張通過深入體會中國文化的精神,找到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相融合的可能的契合點。[7]
  
韋卓民所期待的中國教會形式,很類似上述那種“無形的教會”。只要是信仰者,即可構成一個自由的教會;而這一教會,又旨在與中國文化的相融相濟,建構新的契合點。
  
現有的教會體制,它“有形”,幾同于政經行政體制,被鑲嵌于固有的政經結構。超越固有的教會體制,實際上等同于對固有政經體制的超越。所以,漢語神學在教會層面之無形,卻能夠參與社會思潮、公共問題的各種討論,并且是借助于各個學術領域的專業學人,以他們自立的身份、獨立的思想,拓展了一個公共型神學運作空間。這不僅僅使漢語神學能夠成為當代中國學術的一個主要構成部分,同時亦建構了漢語神學的公共性和社會性,凸現了漢語神學的公共關懷視野。就此而言,漢語神學對于當代中國學術思想、公共討論的參與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它的運作方法已經成為了一股日益明顯、備受關注的社會思潮。其運思成潮,學為神圣,匯學成社(society);既內涵了個人的信仰選擇,也建構了一個相對自立的學術群體。
  
而那些圍繞著這一漢語神學主體的諸項元素,如知識分子的獨立身份、各高校學術機構、攻讀博士、碩士學位的研究生群體、再加上相應的雜志、書籍類出版機構,均已成為漢語神學進入公共領域的組織運作機制。它們是漢語神學這一共同體得以運作、功能發揮的基本要素,并已在一定程度上面具有了建構一種制度型學術共同體、乃至信仰共同體的基礎。所以,漢語神學雖具有“無形的教會神學”的社會特征,但是,它并非沒有源自于學術界的制度支撐。只是這一制度支撐,不似教會、勝似教會、同時又出離了固有的教會建制,融解了固有教會體制所難以解除的某些限制。
  
從此意義上說,漢語神學的發展,正好說明當代中國基督教已經發展成為了一個非西方的宗教,同時也是一個非宗派或后宗派的基督教教會。這種變化將使神學正在變成一個全球化的學術研究和解釋領域,它必須要關注來自非西方文化的神學資源、思想和方法。[8]
  
它與儒教很近似,以信仰解釋存在,卻因文化進入社會。但是,它也不同于儒教信仰,因為它的信仰很明確,不是天命、圣人信仰那樣的難以定義。它的同仁所具有的基本信念,甚至也像一個屬靈的群體,如同蒂利西所指出的那樣,“屬靈群體”是圣靈臨在下所創生的,但在建制教會中卻不直接相互等同。因為在歷史時空中的任何具體建制都不能避免一定程度上的魔化與扭曲。因此,屬靈群體與新教原則就不能僅限于建制教會里面。在其他宗教、哲學體系、神秘主義中也可能憑借圣靈的臨在而彰顯出新存有(New Being)的力量。[9]
  
它只能通過無形的教會,而實踐為公共的信仰。特別是在建制教會及其神學論述,教會與學術人文思想的關懷更是距離較遠的具體語境之中,漢語神學更加能夠彌補這一缺憾。
  
劉小楓曾經把漢語神學定義為一種“注重個體的生存論語式的神學。”那是在試圖以個體釋義性的基督神學來抵制或突破民族性神學語言系統,從民族大理中走出來,走向原初的生存經驗。[10]很明顯,在此層面,漢語神學十余年的發展已經呈現了應有的果效。但是,它如何再繼續往下走,那就是要走出個人經驗的象牙塔,要走向社會文化與公共問題了。這就如何光滬所說的,神學的公共性不僅實現于人文學界中,而且實現于社會文化之中。[11]
  
如果說,漢語神學是一個超越了固有教會的教會性建制,而實踐為一個當代中國文化的公共話語系統,那么,它接下來的發展,就應當作出一條類似于公共神學的發展路徑,“就在于介入關于倫理問題(如‘正義’戰爭、生態、墮胎、干細胞研究等問題)的公共對話與討論中。而且必須把那種愿意且能夠觸及人心和關心公共問題的神學看作對于民主的未來是必要的。”[12]為此,教會的無形并非重要,關鍵是它的信仰是公共的,是社會的。
  
恰好是因為當代中國宗教不完全自由而信仰基本自由的矛盾關系,促使個人從固有的政治經濟秩序之中得以出離,個人獲得了認信的自由,所以在“無形的教會”與“公共的信仰”之間,存在著極大的張力和豐富的發展空間。而這一空間,無疑是一個公共的空間,中國人都愿意、都能夠關注的空間,因此是一個無限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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