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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歷史上開封猶太人被同化的原因
發布時間: 2020/3/5日    【字體:
作者:張倩紅
關鍵詞:  開封 猶太人 同化  
 
 
北宋時期,一部分猶太人隨著阿拉伯人、波斯人通過絲綢之路來到了當時聞名于世的國際大都市——東京(今河南開封)。經過一段時間的適應和穩定之后,于南宋隆興元年(公元1163年)在土市子街東南(今開封市東司門十字街一帶)建立了一座規模巨大、金璧輝煌,有“梁園勝境”之稱的猶太會堂,①標志著開封猶太社團已經形成。開封猶太人信仰“一賜東業教”(即Israel譯音),保持獨特的宗教禮儀和社會習俗,但宰殺動物時,“惟謹守挑筋遺規,雖血縷肉線,必將盡焉。清真之旨,遠過于回教”,②故又名“挑筋教”。從宋、元、明到清乾、嘉年間,開封猶太人與漢、回等民族和睦相處,甘苦與共,創造了燦爛的文化,尤其是在絲綢業、金銀鍛造業、商業、醫藥等領域做出了很多成績。從12世紀中葉到19世紀后期的700多年是開封猶太人興盛發展時期,教眾最多時達73姓,500余家,約4000-5000人。然而,17世紀中葉以后,在猶太社團繁榮昌盛的背后,卻出現了種種由盛轉衰的明顯跡象,例如:自康熙27年(公元1688年以后),開封猶太人已很少鄭重地修葺清真寺;嘉、道年間,清真寺已墻垣剝蝕,破舊不堪,最后一位掌教去世后,無人繼位,在外國傳教士的重金收買下,某些族人試圖出賣希伯來文經卷;1850年,“倫敦猶太人布道會”派出兩位中國信徒邱天生和蔣榮基在開封考察時發現,這里的猶太人都不識希伯來文,已50多年沒有拉比(開封猶太人稱掌教),完全喪失了對救世主彌賽亞的期望;③1866年,美國傳教士丁韙良(W.A.P.Martin)訪問開封,見會堂已徹底毀壞,猶太遺民僅余三、四百人。他呼吁重建清真寺,否則就“無法挽回他們免遭消亡之災”;④1867年,一位英國國教的主教訪問開封后也作了如下報道:“他們完全失去了他們的宗教,與中國人幾乎沒有什么區別。……從相貌、衣著、習慣和宗教方面來看,他們是地地道道的中國人”;⑤。加拿大基督教中華圣公會河南教區主教懷特(W.C.White)也指出,在19世紀中葉,“無論從宗教意義或作為一個社團來說,(開封)猶太人已不復存在”;⑥1912年,懷特利用猶太族人趙允中等企圖將弘治二年(1489年)的《重建清真寺記》碑和正德七年(1512年)的《尊崇道經寺記》碑以及其他一些十分珍貴的猶太人遺物運往國外;1914年,懷特以中華圣公會的名義,把一賜樂業教清真寺的舊址買去,至此,開封猶太社團完全消失,猶太人完全同化于漢、回⑦等民族之中。
 
      猶太人被稱作是“唯一縱貫5000年、散居五大洲的世界性民族”,⑧它有著極強的凝聚力與生命力。在它長達2000多年的流散生涯中,遭受到了任何民族都難以相比的災難與痛苦,但在多數情況下,都能以其極為獨特的“猶太精神”維系著民族團體的生存與發展,被異族完全同化的先例甚少。因此,開封猶太人的同化引起了國外猶太學界、民族學界的極大興趣,稱之為“歷史文化之謎”。自近代以來,法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學者陸續發表了許多論著來研究這一問題。本世紀80年代以來,不少中國學者也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潛心探索,各抒己見。到目前為止,中外學者關于歷史上開封猶太人被同化原因的論點主要有“通婚說”、⑨“隔離說”⑩、“科舉制度說”(11)、“寬容說”(12)、“中猶文化相似說”(13)等等。與此同時,也有個別外國學者得出一些虛擬懸測的結論,如“上帝安排說”、“中國反猶說”等。筆者認為,上述諸種原因主要強調的是開封猶太人被同化的客觀因素,缺乏從猶太人自身的角度去探討他們被同化的主觀因素。因為一種文化現象的消失,一個民族的融合是一個極為復雜的發展過程,這不僅僅是客觀因素所能主宰的。開封猶太人被同化的根本原因在于:開封猶太人定居中國之后,他們從務實的立場出發,在猶太知識分子的帶動下,自愿模仿當地居民的生活習慣,吸取中國古代民族文化的倫理準則,以求適應新的環境。然而,正是這種心理給他們帶來了始料不及的嚴重后果,即希伯來文化的消失。當然,作為與猶太人同居的主體民族的寬容態度、婚姻的巨大融解力量、猶太社團孤立的處境也在客觀上為兩種文化的融合創造了重要條件。
 
 
      隨著猶太人在開封的定居,古老的希伯來文化與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相互接觸,當地居民特別是在社會生活中占有主導地位的漢族的諸多文化現象首先對猶太知識分子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并由此帶動開封猶太人漸漸產生了仿效心理,自愿選擇了占有絕對優勢的儒家文化。兩種文化的合流從根本上決定了猶太人必然被同化的命運。
 
      近年來,在國外學者中有一種比較流行的看法,認為開封猶太人同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中猶文化的相似之處。當然,希伯來文化與中國文化中確有許多不可否認的相似之處,如都具有追求光明、酷愛自由的精神風貌;“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民族氣節;抑惡揚善、謙虛和樂的準則;克己忍耐、豁達寬容的樂觀精神;剛健有為、聰穎智慧的處世之道;樂善好施、團結互助的集體觀念;注重教育、尊敬賢達的優良傳統等。但是,僅以“相似”來解釋歷史上開封猶太人被同化未免失之偏頗。眾所周知,無論是宗教、法律、文化藝術,還是社會習俗、倫理原則等方面,希伯來文化與基督教文化無疑有更多的相似之處。可是,盡管中世紀歐洲的宗教勢力和世俗政權為迫害猶太人改宗而花費了大量的精力,其結果卻是大部分猶太人仍“走著自己的道路,守著自己的理想,抱著自己的希望,而始終不變地維持著民族生活的本來面目。”(14)除基督教文化以外,伊斯蘭文化對希伯來文化也有很大的繼承性,可當猶太人生活在穆斯林世界時,也并沒有因為兩種文化具有相似之處而被同化。由此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希伯來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相似,只能說是為開封猶太人與當地居民融合提供了有利條件。
 
      猶太人在開封定居、生存的歷史表明:他們出于自身的需要,從務實的立場出發,極力去適應新的環境,適應儒家文化,這從以下幾個方面可以看出:
 
      第一,猶太人知識分子用儒家觀念來闡釋一賜樂業教的宗旨、教義。
 
      首先,用儒家觀念中的“天”來稱呼猶太教所崇拜的“雅赫維”。在開封猶太人留傳下來的幾塊碑的碑文中都以“天”、“上天”、“真天”、“重天”、“敬天”、“天道”、“天心”、“告天”、“天命”來稱呼萬物之主。尤其是弘治二年碑和康熙二年碑中都至少有六七處提到“天”。曾經到開封進行實地調查的耶穌會士駱保祿(Jean Pawl Gozani)在其書簡中寫道:“對于他們(即開封猶太人)來說,埃洛希姆(Elonim)、阿特乃(Aaonai)、活的和真正的上帝等,所有這些名稱,他們僅用漢文中的‘天’來表示,別無他稱”。(15)不僅如此,開封猶太人在對“天”的解釋上也明顯儒化,如“恩其天者、輕清在上,至遵無對。天道不言,四時行而萬物生。觀其春生夏長,秋斂冬藏,飛潛動植,榮悴開落”。(16)這樣一來,一易樂業教所崇拜的真天與儒家觀念中的“天”就區別甚微了,而天國里神的混同,正是民族融合的標志之一。
 
      其次,用儒家的綱常倫理來解釋一賜樂業教教義。如明弘治二年的《重建清真寺記》碑上寫道:“愚惟三教,各有殿宇,尊崇其主。在儒則有大成殿,尊崇孔子。在釋則有圣容殿,尊崇尼牟。在道則有玉皇殿,尊崇清。在清真,則有一賜樂業教,尊崇皇天。其儒教與本教,雖大同小異,然其立心制行,亦不過敬天道,尊祖宗,重君臣,孝父母,和妻子,序尊卑,交朋友,而外于五倫矣。噫噫!人徒知清真寺禮拜敬道,殊不知道之大原出于天。”明正德七年的《尊崇道經寺記》碑進一步闡述道:“嘗謂經以載道,道者何?日用常行,古今人所共由之理也。故大而三綱五常,小而事物細微,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莫匪道之所寓。然道匪經無以存,經匪道無以行。使其無經,則道無載,人將貿貿焉莫知所之,卒至于狂談而窈冥行矣。故圣賢之道,垂六經以詔后世,迄于今而及千萬世矣”。“然教是經文字,雖與儒書字異,而揆厥其理,亦有常行之道,以其同也。是故道行于父子,父慈子孝。道行于君臣,君仁臣敬。道行于兄弟,兄友弟恭。道行于父婦,夫和婦順。道行于朋友,友益在信。道莫大于仁義,行之自有惻隱羞惡之心。道莫大于禮智,行之自有恭敬是非之心。道行于齋戒,必嚴必敬,道行于祭祖,必孝必誠。道行于禮拜,祝贊上天。”由此可見,古代開封猶太人所闡發的本教教宗與儒家經典上的“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敘(序),朋友有信,”(17)以及眾人皆知的“三綱五常”如出一轍。正如英國學者宋奈雷(Song Nai Rhee)所說的那樣:“開封猶太人一直把五倫(五種關系)、三綱(三種社會約束)和五常(五種永恒的道德)等儒家原則當作自己的倫理規范加以強調,同時還用天、上天、上帝和道等儒家倫理術語來描述自己的神”,“通過對儒家經典廣泛深入的研究,他們發現了一個與猶太教并不同的、有高度組織的倫理制度。猶太儒生意識到猶太教與儒教相同,因此,為他們的儒化合理性找到了一條理論根據”(18)。
 
      最后,從猶太清真寺的結構、布局、風格,特別是寺內設置等方面也明顯地體現了希伯來文化與儒家文化的交融。如步入清真寺的大門,就有一座15英尺的牌樓,上有“敬天祝國”四個大字。進大門后在一院落的二門上有這樣一幅儒學味十足的對聯:“自女媧嬗化以來西竺鐘靈求生天生地生人之本,由阿羅開宗而后中華衍教得學儒學釋學道之全。”清真寺的大殿分前、后殿,前殿名為“至清殿”,后者名為“至教堂”。不僅大殿的名稱頗具中國角彩,而且殿內布置了許多儒學味極濃的對聯,有些出自猶太名人之手。如至清殿的窗旁掛著一幅文林郎宜良令趙映斗所題的對聯,內容為:“識得天地君親師不遠道德正路,修在仁義禮智信便是靈圣源頭。”在清真寺內最神圣的地方,不僅置有“摩西椅”,而且在高椅之后設有萬歲樓,供有“大清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的“萬歲牌”,以表達他們“受君之恩,食君之祿,惟盡禮拜告天之誠,報國忠君之意”。(19)可見,開封猶太人中的一些代表人物為適應中國社會,改革了自己的宗教,而宗教的儒化必然導致開封猶太人與當地社會相融。
 
      第二,從14世紀開始,一些猶太人知識分子熱衷于科舉制度,醉心金榜題名。
 
      國內外學者在探討開封猶太人被同化的原因時,莫不注意這一現象,即開封猶太人中有不少人通過讀孔孟之道,循科舉之路而出人頭地,甚至成為官宦之輩。以明代為例,猶太社團中中進士、得功名的人就不乏其例,詳見下表。(20)
 
      明代中國猶太士大夫題名表
 
      姓名學位 官職宦游地方 備考
 
      俺城 錦衣衛指揮都指揮僉事 浙江省 永樂皇帝賜姓趙
 
      高平貢士 知縣 南京徽州府歙縣
 
      艾俊舉人 德王府長史德州
 
      金口
 
      光祿寺卿 北京 居住寧夏
 
      金勝 金吾衛千兵未詳 居住寧夏
 
      金鐘生員 未詳
 
      弘治二年《重建清
 
       真寺記》碑撰文者
 
      左唐進士 布政使司參議、參政廣東 正德七年《尊崇道
 
       經寺記》碑撰文者
 
      艾田舉人 學官
 
      艾應奎周王府醫官開封
 
      張美 平垣營游擊山西
 
      這些人為了躋身于上層社會,從小就學習中國文化。1605年,艾田在北京會晤利瑪竇時就曾說:“他自己從小就全力攻讀中國文學,所以放棄學希伯來語”(21)。正是在此過程中,猶太知識分子“受到了中國傳統思想和佛教的影響、熏陶,以及封建官場的環境和他們與各族官吏交往的頻繁,逐漸改變了他們立身處世的哲學。這些都強有力地沖淡了他們的民族意識。特別是他們是猶太人集團中有勢力、有威望、有影響的人物,其影響所及,不能不遍及整個猶太人集團”(22)。在此需要補充的一點是,促成開封猶太人熱衷于科舉制度的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宋奈雷強調的是猶太人的商人出身,他還指出:“生活在有輕商傳統的儒教中國社會中,較之其他民族更為野心勃勃的猶太人,由于科舉制度可以使人青云直上,必然發現誘人的科舉制度更加合乎他們的胃口”(23)。一些中國學者也援引此說,如對開封猶太人問題進行過大量實地調查的張綏先生就認為:“中國封建社會‘重農抑商’的政策不得不使這些定居在漢族社會內的猶太人正視現實,要想在中國出人投地作為‘神的子孫’,只有走‘學而優則仕’的道路”(24)。筆者認為,中國“重農抑商”的政策不能作為開封猶太人獵取功名的主要原因,而只是促成這一社會現象發生的一個因素,根本原因則在于猶太民族尊重知識、注重教育的天性。自古以來,猶太人以注重教育而著稱于世。古代的希伯來教育在世界教育史上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在后來的流散生涯中,各地的猶太社團都把教育放在關系到生存和發展的重要位置上,要求每位猶太人,即使靠施舍生活或乞討度日的人每天也要擠出時間學習猶太法典。“學者們被認為是最高貴的貴族,無論什么東西——不單是財富和地位……都沒有學術那么重要。……也正是對教育的熱忱,推動了猶太人進入學術和文化領域。”(25)尼古拉一世統治時,在俄國的一個小城鎮上發生了這樣的事:“我們城市的特點是缺少現代化學校。科皮爾連一所國立或公立的世俗學校也沒有。基督徒居民都是文盲,而猶太人卻辦起了大量的學校。……在科皮爾,有個猶太人為了送自己的孩子去上學不惜傾家蕩產。不少窮人為了交納學費賣掉了自己最后的一個枝形燈架或者僅有的枕頭……除去為浴池燒火和擔水的呆子梅爾克以外,科皮爾的猶太人中沒有一個文盲。”(26)在前蘇聯,猶太人的教育水平超過了其他民族。據統計,1920年猶太人中已有70.4%脫盲,比其他民族的平均比例高出一倍。1929年,在俄羅斯的醫學和經濟學院中,猶太學生占60%以上(27)。在美國,猶太人把掌握知識、運用知識當作一種謀生的手段,“猶太人家庭是學問受到高度評價的地方,在這方面,非猶太人家庭相形見絀。就是這一個因素構成了其它一切差異的基礎”(28)。以色列建國以來,仍然注重教育興國,強調“教育是創造以色列新民族的希望所在”。可見,崇拜知識是猶太經久不衰的優良傳統之一,也是散居各地的猶太人所共有的天性。正是這一天性決定了開封猶太人被識書達理的儒士生活所吸引,自幼苦讀《四書五經》,諳熟《朱子格言》,并自然而然地走上了科舉之路。
 
      第三,開封猶太人尊孔祭祖,行漢人禮儀。
 
      據弘治二年碑記載:“其道教相傳,至今衣冠禮樂,遵行時制。語言動靜,循由舊章。人人遵守成法,而知敬天遵祖,忠君孝親者,皆其力也。”可見,猶太人定居開封后,入境隨俗,在婚喪嫁娶、衣食住行等方面漸漸遵從漢人的習慣。他們不僅尊重皇權,而且尊孔祭祖。駱保祿在其書簡中寫道:開封猶太人實行漢族式的禮拜式,“我請求這些人告訴我他們是否崇拜孔夫子,包括他們的掌教在內的所有人都毫不猶豫地回答我說:他們確實尊孔,其方式與大多數異教徒文人一樣。他們也參加隆重的祭祀孔子的儀式,也如同其它人一 樣在圣人廟中舉行”(29)。
 
      第四,開封猶太人改用漢文姓名。
 
      1163年,當清真寺創建之時,猶太人尚采用希伯來文名字,如掌教利味·五思達、主持工程的俺都剌等,但后來猶太人逐步改用漢姓。據弘治碑記載:“俺誠醫士,……永樂二十一年(1423年),以奏聞有功,欽錦趙姓,授錦衣衛指揮,升浙江都指揮僉事。”《明實錄·太宗實錄》也記載:趙誠原名俺三,是河南中護衛軍丁,因幾次告發開封周王朱橚“圖謀不軌”,永樂皇帝“賜姓名趙誠”,并加官獎勵,升任“錦衣衛指揮僉事”。至于猶太人到底從何時起改用漢姓,中外史料中尚未有直接性的證據。東垣、江文漢、孔憲易等學者對此問題的看法也頗有歧義,但至少有一點可以斷定,即明朝以后,很少看到開封猶太人沿用希伯來文名稱,只是在書寫譜諜時才把希伯來文與漢文姓名并用。使用漢語,改用漢姓,這正是開封猶太人日益與漢民族融合的標志之一。
 
      總之,開封猶太人為適應新的環境,在仿效、吸收儒家文化的過程中付出了很高代價,導致了他們始料不及的后果,即一賜樂業教宗教信仰的淡漠和民族認同感的逐漸消失。雖然那些帶頭儒化的上層人物想恢復猶太傳統,振興猶太社團,多次重建清真寺,新修經書,但已無法一如既往了。那么,為什么偏偏在中國開封出現了被完全同化的結局呢?要回答這一問題,必須對主體民族的態度進行比較性的分析與研究。
 
 
      當猶太人經過艱難旅行來到開封時,中國皇帝恩準他們“歸我中夏,遵守祖風,留遺汴梁”。(30)在此后的數百年間,中國朝廷對猶太人一直奉行寬容政策。這是因為,歷史上的中國不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國家,不象一些宗教國家那樣奉行宗教擴張政策,以吸引異教徒改歸本教為最終目的,更不存在根深蒂固的反猶主義傳統。中國朝廷對待各種宗教信徒的態度是,只要不違抗皇權,均可得到禮遇。據《馬可波羅游記》記載,元世祖忽必烈就是一位頗為開明的皇帝,他把佛教的釋加牟尼、伊斯蘭教的穆罕默德、基督教的耶穌和一賜樂業教的摩西遵為世界“四大先知”。中國史籍中沒有任何資料能說明開封猶太人曾遭受迫害。關于這一點已為大多數嚴肅的學者們所承認。如美國學者波拉克(M·Pollak)在其英文版的《明清官員、猶太人和傳教士》一書中就認為,在中國沒有任何統治者把猶太人作為迫害對象,他們從未受過奴役。但也有個別外國學者出于主觀臆想,仍把反猶主義的存在作為中國猶太人被同化的原因之一,如宋奈雷就曾經說:“反猶主義作為一個可能的原因還沒有排除。但由于缺乏證據,我們不能把它當作主要原因來處理”。(31)這完全是一種不負責任的猜測。如果中國朝廷真的排猶,那么,開封猶太人何以能參加科舉,謀取仕途?他們何以能自由選擇職業,在各個領域大顯神通?那么也就無法解釋下面這一現象的出現,即“求觀今日,若進取科目,而顯親揚名者有之。若布列中外,而致君澤民者有之。或折沖御侮,而盡忠報國者有之。或德修厥躬,而善著于一鄉者亦有之矣。逮夫農耕于野,而公稅以給。工精于藝,而公用不乏。商勤于遠,而名著于江湖。賈志于守,而獲利于通方者,又有之矣”。(32)
 
      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猶太民族作為一個離開故土、四處飄泊的民族,他們的經歷毫無疑問地證明了這樣一個道理:只有在寬容平和的氣氛中,猶太社團才會繁榮發展,猶太文化才會出現黃金時代。但正是在這種寬容的氣氛中,猶太人往往容易淡化甚至消除對外界社會的防范心理,容易放棄本教的清規戒律與風俗習慣,而出現與主體民族相融合的種種趨勢。與此相反,當外界社會為了使猶太人改宗而采取種種壓制與迫害的手段時,又往往產生一種適得其反的結果,即猶太人更想方設法固守自己的傳統,堅持自己的信仰,這無疑又加深了猶太人與當地居民的隔膜與矛盾。例如,公元前334年,當馬其頓王亞歷山大大帝建立了橫跨歐亞非三洲的大帝國,歷史進入了“希臘化時期”的時候,由于當權者的寬容,在亞歷山大形成了一個強大的猶太社團,成為當時除巴比倫、巴勒斯坦之外的猶太文化和精神中心。亞歷山大死后,埃及成了托勒密王朝統治的中心,這一王朝認為猶太人是奇特的“哲學家民族”,在倫理道德方面具有優越性,所以允許猶太人自由從事宗教活動,遵循自己的風俗習慣使亞歷山大猶太社團在100多年間興旺發達。在猶太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七十子希臘文本》就在此問世。可正是在這樣的寬容氣氛中,猶太社會卻明顯地分裂成兩個陣營——愿意接受希臘文化的上層知識分子和固守傳統的下層人民。不僅如此,這時在亞歷山大的猶太人中還出現了一股強大的企圖融希伯來文化和希臘文化于一體的思想潮流,以政治家兼思想家斐洛(33)為其代表。這種政治潮流無疑加劇了猶太社團的分化及其與希臘化國家的融合。可是,當塞琉古王朝興起并占領了巴勒斯坦之后,為了加速推行希臘化政策,對猶太人實行強迫改宗,不僅宣布猶太教為非法,并且還屠殺猶太人。這一過激的舉動不僅沒有達到把耶路撒冷改成希臘化城邦的目的,反而激發了猶太人的民族意識,爆發了著名的“馬喀比起義”,經過3年激戰,不僅粉碎了塞琉古王朝的希臘化政策,而且得到了信仰自由,猶太民族的凝聚力進一步加強了。可見寬容帶來融洽,而壓迫只會導致對立與反抗。又如在中世紀的歐洲,封建統治者為猶太人設立了許許多多的“格都”,每一個“格都”都是與眾不同的微型國家,與當地的社會生活隔離開來,反而助長了他們以上帝“選民”自居的強烈排外心理。而開封猶太社團面臨的卻是一種完全相反的寬容局面,正是在這種不加限制的“溫和”氣氛中,開封猶太人消除了與當地居民在心理上的猜疑與障礙,從而為自然同化創造了條件。當然,與歐洲的“格都”相比,開封猶太人還面臨著不利于他們維持猶太屬性的孤立處境。“格都”柵欄里的猶太社會雖然常常遭受岐視與迫害,但作為一個獨立的社會團體,他們與其他地方的猶太社團保持著密切的聯系,拉比死后有理想的繼承人,從而嚴格地維持著猶太教傳統。“特選子民”、“應允之地”等觀念在他們心目中根深蒂固。而開封猶太社團“在16世紀之前,他們還與波斯(西域)保持聯系,可以從那里獲得經卷和官拜書”。(34)但此后,他們與外界的聯系逐漸減少,特別是隨著中國封建社會“閉關自守”政策的推行,開封猶太社團進一步處在孤立無援的境地。1605年當利瑪竇與艾田會面之后,曾派人給開封猶太清真寺的掌教送去一封信,那位年事已高的掌教在回信中表示愿意將清真寺交給利瑪竇管理。掌教的這一心愿一方面是出于對利瑪竇的敬重,但更為關鍵的原因是開封猶太社團已缺乏合適的掌教繼承人。后來,又有3位開封猶太人去北京拜訪利瑪竇,聲稱自那位掌教去世后,開封猶太社團中已無人再懂希伯來文了。1723年8月18日宋君榮(P·Antoine Gaubil)在其書簡中也寫道:“我想親自去看一下他們(即開封猶太人)是否懂希伯來文。這些人告訴我說他們不知有多長時間就沒有來自西方的‘師傅’了,也承認自己絲毫不懂希伯來語法和《圣經》的長篇大論,更不懂他們所有的《密西拿》,甚至也不懂《圣經》的歷史”。(35)事實上,到了清代,開封猶太人不僅得不到外部教友的支援,而且社團內部的分化現象也日益明顯了。
 
 
      開封猶太社團在定居中國的數百年后,不僅在思想觀念、生活習慣、言行舉止等方面,而且在體質上也日益被同化,從他們身上很少能找到“高鼻深目”的猶太形象,這說明中國開封猶太人與當地居民通婚的年代已比較久遠,范圍也比較普遍。根據猶太法律,猶太教徒實行“族內婚制”,不得與外族通婚。開封猶太人在定居中國后的較長一段時間還維持著這種生活習慣。由于“族內通婚”與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相違背,所以中國史籍中有了這樣的記載:順帝至元六年(公元1340年)“十一月甲寅,監察御史世圖爾言,宜禁答失蠻、回回、主吾人等叔伯為婚姻”。(36)這里的“主吾”是元時對猶太人的稱謂,一般認為,史料中的“術忽”、“主鶻”、“珠赫”等均為“主吾”的別譯。可見,在猶太人定居開封的一百多年后仍然保持著“弟娶寡嫂”的婚姻制度。可是,明代以后,開封猶太人就逐漸放棄了這一猶太傳統,與漢、回等民族通婚。從明末清初記載的開封猶太七姓《登記冊》中可以看出,開封猶太人至少娶了蘇、郭、陳、徐、顧、吳、賈、林、牛、呂、胡、周、宋、王、董、孔、孟、鄭、鄧、許等40多個姓氏的外族婦女為妻。王一沙先生曾對清咸豐元年(公元1851年)以來的426位開封猶太人及其后裔進行了抽樣調查,結果表明:“在近130多年間,中國古代猶太人及其后裔的4-5代人中,率以22%的比例把自己的女兒出嫁給漢、回、滿等民族。同時,又以28.6%的比率把漢、回、滿等民族的婦女吸收到自己的家庭里來”(37)。那么,促成開封猶太人與異族通婚的動因何在?按照宋奈雷的解釋是:“猶太人參與科舉制度打開了與中國人通婚的大門。猶太儒生在中國官場中的升遷,與中國儒生密切過往,以及儒生的地位觀念勢必造成通婚(或許美國猶太人實行廣泛的通婚是個類似的極好的例子)。尤其是那些做官的儒生,居住在沒有猶太人的地方,會感到他們的子女通婚是必要的而且也方便。因此,在漫長的歲月中,實行通婚自然就會破壞中國猶太人的文化和人種的同一性。到了18世紀60年代,中國猶太人在‘容貌上、衣著上、習慣上、宗教上都地地道道地變成了中國人’”(38)。一些中國學者也主張此說。當然開封猶太人社團中熱衷于科舉制度的知識分子,確有從門第觀念出發,率先娶回漢、回等族婦女為妻、妾者。如明末張美有六房妻室,其中最少有四房為非猶太女性。清初趙映斗的兩房太太漆氏、房氏也不是猶太人。但象張美、趙映斗這樣的封建士大夫畢竟只是少數,廣大的勞動人民均與科舉無緣。而事實上,在猶太社團中通婚是普遍存在的現象,并不局限于上層人。因此,筆者認為造成大范圍通婚的直接原因在于開封猶太社團的人數越來越少,這個孤立團體無法從外界得到人員補充,對內又不吸收新教徒,再加上內部分化、天災人禍等因素,傳統的族內婚制已無法再維持下去了,所以不得不與外族通婚。當然,婚姻障礙的沖破,也是走向融合的必然結果,而通婚又反過來加速了民族融合的進程。就開封猶太人而言,他們的女子與外族人通婚,按照中國傳統子女將隨父姓,不再屬于猶太人,可以不受猶太傳統的約束。而猶太男子娶外族女子為妻,不僅把外族的傳統習慣帶入猶太人家庭,而且他們的孩子在行為舉止上會深受非猶太母親的熏陶,這樣,經過數代相融,猶太家庭的血統就會越來越淡化。這種情況的發生在猶太史上并非沒有先例。如公元前7世紀亞述攻破以色列后,從巴比倫、敘利亞等地遷來了許多種族不同的人定居于以色列,后來,這些人與當地的猶太人通婚,形成撒馬利亞人種,最后同化于亞述國家。
 
 
      在開封猶太人社團走向衰落的過程中,貧富分化及開封水災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之一。隨著一些開封猶太人經濟實力的增長,清朝以后,在社團內部產生了貧富分化。一方面出現了一些大的名門富豪,如金氏家族的金勇、金士奇,石氏家族的石子玉、石蘭亭、石維峋,趙氏家庭的趙國璧、趙佩鶴,李氏家族的李榮、李禎等。但另一方面也出現了“貧而娶妻不得娶,與埋葬不能埋者”的赤貧階層。這種貧富對立的現象使猶太社團明顯分化。隨著中國封建社會各種矛盾的發展與激化,猶太人內部的貧富分化日益嚴重,甚至在同一家族的內部也出現了貧者與富者“老死不相往來”的情況。清末民初,不少猶太家族之間產生內訌。如趙子健與高木匠為爭奪清真寺地皮而互相殘殺,出入公堂。1890年,內地會牧師密爾斯(Dennis·J·Mills)在訪問開封時也發現:“他們彼此也不團結,有一個猶太人因為謀殺另一個猶太人而進了監獄,等候審判”(39)。1900年5月,在美國猶太人組織——“中國猶太人救援會”舉行的第一次會議上,S·J所羅門曾宣讀了幾封發自開封的信件,其中有一封寫道:“開封猶太人曾是十分富裕和有影響的社會集團,由于內部不和,終于衰落了。現在他們十分貧困,并且不知道猶太教的事情”(40)。
 
      由于開封地勢低落,黃河多次泛濫,這使開封猶太社團和當地居民一樣屢遭動難。特別是崇禎十五年(公元1642)當李自成率領農民起義軍圍攻開封時,明朝官員決開大堤,滔滔洪水,淹沒了開封。據史料記載:“汴沒于水。汴沒而寺因以廢,寺廢而經亦蕩于洪波巨流之中。教眾獲北渡者,僅二百余家,流離河朔。殘喘哺定,謀取遺徑。教人貢士高選,承父東斗之命,入奪取經,往返數次”(41)。這次水災,開封全城漢、回民族死亡之比例分別為74%和96%,猶太人中約有半數遇難。盡管如此,在當時官員趙承基、趙映乘以及貢士高選、生員商維屏、掌教李禎等人的組織下,開封猶太社團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振興,但這次災難已使七姓家族元氣大傷。道光21年(公元1841年)6月,黃河再度決口,開封城內“富都貧、貧者丐”,已經越來越小的猶太社團又一次遭受到了致命的打擊,七姓家族中的一些名門大家已日趨敗落。
 
      綜上所述,開封猶太社團的消失,并非什么“民族學上的一大奇跡”,也不是“無法考究的歷史之謎”。開封猶太人的同化是各種主客觀因素相互交織、相互影響而產生的一種自然而然的歷史現象。這一現象產生的主要原因在于開封猶太人從自身的需要出發對儒家文化進行吸收與模仿,從而導致了兩種不同類型的文化互相交融,最后走向合流。
 
*同化是指一個民族或其一部分喪失本民族特征而變成了另一個民族的現象。民族同化分自然同化與強迫同化兩種,前者屬于進步現象,后者則是反動的,歷史上開封猶太人的同化是一種完全沒有外力強制的自然同化。
 
歷史與秩序
 
注釋:
 
      ①開封猶太會堂叫“清真寺”,明朝中期曾一度改稱“尊崇道經寺”,俗稱“禮拜寺”。
 
      ②張蔚西:《大梁訪碑記》,見徐珂:《清稗類鈔·青回回教》,中華書局標點本,第四冊,第1964頁。
 
      ③參閱喬治·史密斯和W·H·麥都思:《代表倫敦猶太人布道會對開封府猶太會堂的訪問紀實》,上海1985年,英文版。
 
      ④丁韙良:《河南猶太人訪問記》,《皇家亞洲學會北中國支會期刊》,1866年卷,英文版。
 
      ⑤宋奈雷:《猶太人的同化:中國猶太人之例》,載《社會和歷史比較研究》,1973年1月號,轉引自《民族譯叢》,1979年第3期。
 
      ⑥懷特:《中國猶太人》,1942年多倫多版,序言部分。
 
      ⑦開封猶太人在與漢族融合的同時,也有少部分人融合于當地的少數民族之中。個別學者曾提出,猶太人可能與滿人融合,但缺乏有說服力的證據。國內外學者比較一致的看法是:歷史上的開封猶太人確實曾與回民相融,其證據主要有三:第一,開封猶太人曾經稱自己的會堂為“清真寺”,但到底是猶太人仿效回教徒,還是回教徒模仿猶太人尚有爭議,無人能提出明證;第二,“一賜樂業教”曾被稱為“青回回教”,開封猶太人曾被稱為“籃帽回回”或“七姓回子”等;第三,西方傳教士丁韙良曾提出,“同治六年,歸回教者有之。”今人王一沙在調查中發現,開封猶太人后裔中確有與回族通婚的現象。筆者認為,歷史上的開封猶太人曾與少數民族相融合,但其主流是被漢民族所同化,所以,本文考查的重點是古代開封猶太人被漢人同化的歷史緣由。
 
      ⑧顧曉鳴主編:《猶太文化叢書》,三聯書店上海分店,扉頁。
 
      ⑨“通婚說”認為歷史上的開封猶太人打破族內婚制,與當地居民通婚,是他們被同化過程中的一個十分關鍵的因素。最早注意這一問題的是新教傳教士們,國內學者張綏、王一沙等均強調此說。
 
      ⑩“隔離說”認為,正是與世隔絕、孤立無援的處境導致開封猶太人逐漸放棄本族信仰,猶太社團日趨衰落。西方傳教士唐納德·麥克季理斐及美國猶太人大衛·A·布朗等主張此說。
 
      (11)“科舉說”認為,歷史上開封猶太人消亡的直接而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國的科舉制度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力,最早系統論述這一觀點的是英國學者桑奈雷。國內學者中把“科舉說”提得最響的是張綏。
 
      (12)“寬容說”認為,猶太人之所以在中國被同化,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國社會的寬容態度,平等的社會地位使開封猶太人漸漸淡化了對外界社會的防范心理,與當地居民產生了文化認同感,美國學者波拉克及國內學者沙博理、付文忠等主張此說。
 
      (13)國外學者漢堡最早提出開封猶太人同化的主要原因在于中猶文化的相似性,具體來說就是猶太人的道德觀念與中國儒家的倫理準則極為相似。
 
      (14)布拉恩:《猶太民族史》,倪秀章譯,商務印書館1939年,第1頁。
 
      (15)《駱保祿的第一封書簡》,見榮振華、萊斯利:《中國的猶太人》,耿升譯,古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5頁。
 
      (16)弘治二年《重建清真寺記》碑碑文,現存于開封博物館的原碑字跡早已模糊難辨,文中所引用的碑刻資料均以江文漢的《中國古代基督教及開封猶太人》一書所附的碑文為依據。
 
      (17)楊伯峻:《孟子譯注》,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125頁。
 
      (18)宋奈雷:《猶太人的同化:中國猶太人之例》。
 
      (19)弘治二年《重建清真寺記》碑碑文。
 
      (20)王一沙:《開封猶太春秋》,海洋出版社,第136頁。
 
      (21)利瑪竇、金尼閣著:《利瑪竇中國札記》,中華書局1983年,第一卷第11章。
 
      (22)潘光旦:《中國境內猶太人的若干歷史問題》,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序言部分第10頁。
 
      (23)宋奈雷:《猶太人的同化:中國猶太人之例》。
 
      (24)張綏:《猶太教與開封猶太人》,上海三聯書店1990年,序言第4頁。
 
      (25)喬治·E·貝克萊:《維也納及其猶太人》,阿布特——麥迪遜公司1988年,第38-39頁。
 
      (26)阿巴·埃班:《猶太史》。
 
      (27)參閱諾拉·萊文:《1917年以來的蘇聯猶太人》,倫敦1990年版,第246頁。
 
      (28)杰拉爾德·克雷夫茨:《猶太人和錢》,顧駿譯,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第46頁。
 
      (29)《駱保祿的第七封書簡》,見榮振華等:《中國的猶太人》第92頁。
 
      (30)弘治二年《重建清真寺》碑碑文。
 
      (31)宋奈雷:《猶太人的同化:中國猶太人之例》。
 
      (32)明正德七年《尊崇道經寺記》碑碑文。
 
      (33)參閱H·H·本·薩桑:《猶太民族史》,哈佛1976年版,第295頁。
 
      (34)榮振華等:《中國的猶太人》,第9頁。
 
      (35)《宋君榮1723年8月18日致赫德神父的書簡》,見榮振華等《中國的猶太人》,第169-170頁。
 
      (36)《元史》卷40《順帝三》。
 
      (37)王一沙:《中國猶太春秋》第61頁。
 
      (38)宋奈雷:《猶太人的同化:中國猶太人之例》。
 
      (39)密爾斯:《河南猶太人》,轉引江文漢《中國古代基督教與開封猶太人》,知識出版社1982年,第168頁。
 
      (40)轉引張綏《猶太教與中國開封猶太人》第61頁。
 
      (41)康熙二年《重建清真寺記》碑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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